第七章 鐵骰子轉起來

如果那鐵骰子轉起來，我們只能求上帝保佑。

——德國首相西奧博爾德·馮·貝特曼–霍爾威格

所有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軍官，都有可能成為偉大的民族英雄，當然也有可能蒙受永恒的羞恥。

赫爾穆斯·馮·毛奇（Helmuth von Moltke）就是最好的例子。大戰剛開始時，他已經67歲了，身體狀況不佳，擔任德軍首領已經快到第9個年頭了。做總參謀長時間這麽長，說明他不僅負責打贏戰爭，還必須負責策劃戰爭——戰爭的計劃復雜得難以想象，其中包括1.1萬列火車的運行時刻表。這些困難都必須由他肩扛。毛奇打仗沒有一點兒拿破侖那樣的熱情。他在整個七月危機中，總是告誡別人要克制。俄國開始戰爭動員後，他轉變了態度，變成了一個堅決擁護軍事行動的人，但是，他的動機並不是渴望征服，也不是期待勝利，驅動他的實際上是一種恐懼，這種恐懼在德國政界和軍界的高層中相當普遍。受這種恐懼折磨的人認為，德國正在被迅速強大的敵人包圍起來，如果德國等到幾年後再與敵人對決，德國根本沒有勝利的希望，甚至能不能生存都是一個問題。毛奇並不認為德國的勝利會又迅捷又容易，他曾說：“未來的戰爭是一場令人精疲力竭的爭鬥，參戰國絕不會在其國民體力和意志崩潰前投降，即使德國能取得最後的勝利，戰爭也會將德國人民推至筋疲力盡的邊緣。”

毛奇的這種預見性，是與他的悲觀本性相一致的。他以善於描繪暗淡前景而聞名，就連德皇也曾嘲弄過他。他的悲觀主義甚至延伸至貶低自己的能力上。1905年，在聽說自己有可能超過一些更有能力和經驗的同行而被提升為總參謀長之後，他對當時的首相說：“我這個人太喜歡沉思，過於小心謹慎。你也可以說，我這個人因太盡責而不適合總參謀長這個職位。”他認為自己沒有做偉大指揮員所需要的“敢於冒一切風險”的氣量。他對自己的總結沒有錯：他不是一個喜歡行動的人，他更像是一個崇拜美學的知識分子，他比一般的普魯士將軍更文明。“藝術是我生命中唯一的需要。”他曾如此坦誠地說。他能這麽說，說明他的價值觀已經遠離普魯士容克貴族崇尚武力的傳統。然而，他對未來的預見是正確的。他對前途的暗淡預見不僅是他性情的反映，也是他敏銳洞察力的體現。他能深刻地領會20世紀戰爭的嚴酷現實。

然而，對前途異常悲觀的毛奇卻固執地將自己和整個國家捆綁到以閃電戰方式戰勝法國的戰略上。他為什麽如此前後不一致，至今還是一個謎。這個戰略的淵源是極度秘密的施利芬計劃，其始作俑者為陸軍大元帥阿爾佛雷德·馮·施利芬伯爵（Field Marshal Count Alfred von Schlieffen），他是毛奇的前任總參謀長。施利芬計劃的目的是為了應對法國、俄國建立起的協約關系。一旦德國爆發與協約國之間的戰爭，德國不得不在兩條戰線上作戰。施利芬在1905年自己退休前完成了這份計劃。這份計劃有一些簡單的基本假設：即使奧匈帝國與德國並肩戰鬥，德國也無法贏得一場與法、俄的長期戰爭；俄國無法迅速完成戰爭動員；由於俄國的巨大潛力，入侵俄國謀求速勝將陷入與拿破侖1812年奪取莫斯科之後的類似失望之中。這些假設能導致一個結論：德國必須先在俄國能發動攻擊前就壓垮法國，然而再移師向東，壓垮俄國。

毛奇擔任德軍總參謀長後，采用了施利芬計劃，並在接下來的幾年裏進行了大量修改。經毛奇修改過的施利芬計劃最終失敗了，因為沒有能按照施利芬的規定在40天內使巴黎落入德國人之手。因此，歷史書把毛奇說成是傻子或懦夫。施利芬的歷史地位則完全不同，他被稱為偉大的戰略家，一位打開光榮之門鑰匙的創造者，是無能的毛奇浪費了那把光榮的鑰匙。這種說法非常不公平，毛奇的歷史地位值得商榷。既然毛奇繼承了施利芬計劃，他就應該根據實際情況加以修改，不允許修改施利芬計劃是荒謬的，不能修改的軍事計劃就變成了宗教信條。施利芬計劃移交給毛奇時，俄國已經持續衰弱了好幾代人。俄國被日本擊敗，國內興起了革命，這些都動搖了羅曼諾夫王朝的統治。施利芬假定俄國不能很快地有效組織起一支能戰鬥的軍隊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1914年的情況發生了改變。俄國已經連續5年將國民收入的三分之一用於陸軍和海軍建設。俄國從1913年開始執行一個被稱為“總體規劃”的計劃，規定沙皇軍隊每年增加58.5萬人，服役期3年。截至1914年，有140萬穿軍裝的軍人，還有幾百萬的後備役人員，隨時能參加戰爭動員，總兵力足夠組建150個師。俄國的工業化也進步很快，法國的資本徹底改變了俄國的鐵路系統，直接威脅德國。法國的實力也有較大的提高，民族自信也同時高漲。如果毛奇不考慮俄國有可能在德國攻占巴黎前就能攻占柏林，那毛奇才是一個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