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伯裏克利的最後時光（前429年）

盡管雅典人民蒙受了許多苦難，盡管他們灰心失望，並且伯裏克利的戰略顯然已經破產，但他們還是在前429年春選舉伯裏克利為將軍。畢竟他的才幹世人皆知，而且雅典人民對他長期以來非常信任和尊重，這是他再次當選的部分原因，軍事和政治上的現實也支持他們的這一選擇。斯巴達人拒絕和談後，雅典主和派在隨後幾年內就沒有任何影響力了。但由於瘟疫仍然在蔓延，國庫漸漸空虛，所以雅典人也不可能像克裏昂等人敦促的那樣發動攻勢。唯一的替代方案似乎就是繼續執行原先的政策，讓伯裏克利繼續擔任雅典的領導人。

伯裏克利大約於前429年7月再次上任，但他的生命已經只剩下幾個月了。普魯塔克告訴我們，最終奪去伯裏克利生命的疾病不是從天而降的，而是久病不愈，“緩緩地耗盡了他身體的元氣，摧毀了他高尚的精神”（Pericles 38.1）。在這期間，不管是伯裏克利，還是其他任何人，都無法牢牢地掌控雅典的政策，也不能鼓舞和約束雅典人民。許多年來，雅典人第一次體會到了真正的民主政府在戰時的種種不便，這也是民主制的內在缺陷。

斯巴達攻打普拉蒂亞

斯巴達人已經徹底破壞了阿提卡，並且他們害怕染上瘟疫，於是在前429年5月決定不去雅典本土，而是入侵普拉蒂亞。這個小小的玻俄提亞城鎮其實對斯巴達來說沒有任何戰略意義，而且它也不曾惹惱過斯巴達。斯巴達的這個決定是底比斯人煽動起來的，他們熱切地希望利用伯羅奔尼撒聯軍達到自己的目的。底比斯人強大、野心勃勃（在戰爭期間，他們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了自己的野心），而斯巴達需要底比斯的繼續支持，所以不能完全忽視底比斯的意願，於是同意了。在主宰前5世紀下半葉的聯盟政治中，管理國與國關系的舊規則越來越讓位於新型戰爭的急迫需求。修昔底德看破了外交上的虛情假意，解釋了斯巴達的真實動機：“在整個普拉蒂亞事件中，斯巴達對雅典的敵對態度完全取決於底比斯人，因為斯巴達人覺得，在剛剛開始的戰爭中，底比斯對斯巴達來說有用。”（3.68.4）

前490年，普拉蒂亞是唯一一個出兵幫助雅典人在馬拉松打退波斯人的城邦。在前479年的普拉蒂亞戰役（希波戰爭的最後一戰）之後，斯巴達人向全體參加此役的希臘人宣誓，要向普拉蒂亞人返還“他們的土地和城市，讓其保持獨立”，並發誓要確保“任何人不得非正義地攻擊普拉蒂亞，或者為了奴役普拉蒂亞人而攻擊他們；若有任何人攻擊普拉蒂亞，在場的盟邦將盡全部力量保衛普拉蒂亞”（2.71.2）。因此，斯巴達對普拉蒂亞的攻擊不僅是一件令人尷尬的事情，也是一個殘酷的諷刺。

阿希達穆斯二世給普拉蒂亞人的選擇是要麽自由、自主地加入反對雅典的戰爭，因為雅典企圖奴役希臘人；要麽至少保持中立。但中立是不可能的，因為底比斯人對普拉蒂亞虎視眈眈，而普拉蒂亞的婦女和兒童都在雅典，所以普拉蒂亞人不可能“將兩邊都當作朋友”。然後，阿希達穆斯二世建議普拉蒂亞人撤離城市，戰後再回來；斯巴達人會代他們保管他們的土地和財產，向他們支付租金，來使用這些土地和財產，並在戰後將其恢復原狀。這個建議是顯而易見又荒唐可笑的幌子：一旦普拉蒂亞城落到伯羅奔尼撒聯盟手裏，底比斯人絕不會允許它物歸原主。

普拉蒂亞人最後的回應是請求暫時停戰，好讓他們從雅典人那裏獲得投降的許可。他們的困境體現了夾在大國之間的小國的無助。在這種國際聯盟的世界裏，人們珍視的獨立只是海市蜃樓，小國頂多能指望得到霸主之一的保護和善意。普拉蒂亞人希望雅典人會允許他們與斯巴達人達成某種協議，因為只有通過重步兵交戰才能拯救普拉蒂亞城，而雅典在這樣的交戰中不可能獲勝。此時在雅典可能是主戰派暫時占了上風，雅典人敦促普拉蒂亞人信守與雅典的盟約，並許諾“絕不會坐視不管，一定會盡全力支援他們”（2.73.3）。

於是普拉蒂亞人別無選擇，只得拒絕斯巴達的建議。阿希達穆斯二世的回答是，斯巴達人絕沒有違背保護普拉蒂亞的誓言，錯在普拉蒂亞人拒絕了所有合情合理的建議。斯巴達人其實是很篤信宗教的民族，“害怕神祇的惡意；大神宙斯會特別懲罰背誓者”。但同王的這種似是而非的論點也是政治宣傳，是在努力為斯巴達（它自詡為“希臘人自由的捍衛者”）赤裸裸的侵略行徑和對自治原則的悍然違背做辯解和開脫。

斯巴達人做了一系列努力，希望避免漫長而代價高昂的圍城戰，比較輕松地拿下普拉蒂亞，但都失敗了。到9月，他們不得不開始在普拉蒂亞周圍建造一道包圍壁壘，並派兵守衛壁壘。普拉蒂亞守軍只有400名普拉蒂亞人和80名雅典人，以及負責做飯的婦女，但其擁有穩固的城墻，而且地理位置特別好，即便小股守軍也能成功抵抗整個伯羅奔尼撒聯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