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柏林記憶》

這本日記的作者，瑪麗（“蜜絲”）·瓦西裏奇科夫[1]於1917年1月11日生於俄國聖彼得堡，1978年8月12日因白血病病逝於倫敦。

她在家裏五個小孩中排行老四（第三個女兒），父母為伊拉瑞恩公爵及莉蒂亞女爵[2]。1919年春天，他們夫婦離開俄國，蜜絲以難民身份在德國長大，赴法國讀書。因為俄國大革命之前，父親的家族在立陶宛（1918—1940年間為獨立共和國）擁有產業，蜜絲於20世紀30年代末期曾在該地的英國公使館做過一段時間的秘書。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蜜絲和二姐塔蒂阿娜（後為梅特涅公爵夫人）身在德國。她們到母親童年玩伴奧爾加·皮克勒伯爵夫人位於西裏西亞的鄉間別墅“弗裏德蘭城堡”過暑假，其他的家人則分散世界各地——父母及弟弟喬治（“喬吉”）住在立陶宛，姐姐伊連娜住在羅馬，27歲的長兄亞歷山大則因肺結核於該年早些時候死於瑞士。

20世紀30年代早期，全球經濟蕭條，外國人幾乎不可能在西方民主國家申請到工作證，唯獨法西斯意大利和（更有甚者）納粹德國因大規模營造公共土木事業及重整軍備，才能讓（像瓦氏姐妹這樣）具有特殊工作技能卻無國籍的人謀職活口。1940年1月，兩姐妹遂遷往柏林求職。蜜絲的日記從她倆抵達德國首都後開始。開戰後的第一個冬天，除了停電與食物配給吃緊之外，生活出奇地“正常”，只有在4月德國入侵丹麥及挪威之後，隨戰爭而來的恐怖及道德困境才逐漸滲透每個人的日常生活，終至主宰一切。

因為德國缺乏語言人才，蜜絲雖不是公民，卻很快先在德國廣播電台找到了一份工作，後轉至外交部情報司上班；在那裏和一群後來積極參與著名“七月密謀”[3]的反納粹核心人士共事。蜜絲對於施陶芬貝格伯爵暗殺希特勒失敗，以及接下來的恐怖統治（她有好幾位密友及同事因此身亡）的詳細日記，成為至今對該次事件唯一的一份目擊記錄。待她終於逃出遭轟炸的柏林荒城之後，又在盟軍轟炸下的維也納醫院裏擔任護士，度過大戰的最後幾個月。

蜜絲極愛寫日記，每天都用打字機將一天大事打出來，只有幾篇較長的事件描述，如1943年11月的柏林轟炸，是她隨後補上的。她用自小熟悉的英文寫作，打好後逐頁保存在她辦公室的档案櫃內，就藏在公文之間，每當頁數積得太厚，便帶回家找個地方藏起來。偶爾也會藏在她正巧去度假的鄉村別墅裏。剛開始一切都很公開，她的老板會說：“好了，蜜絲，把你的日記收起來，幹點兒正經事！”經過“七月密謀”之後，她才變得比較謹慎：那個時期的日記全用一種私人的速記法寫成，戰後她才轉寫出來。

盡管因為轟炸連續搬了幾次家，且在戰爭結束時倉促逃離圍城維也納，但她的大部分日記，包括最重要的幾個歷史片段，竟然都保存了下來；殘缺的只有1941年、1942年及1943年初這幾個部分——有些被刻意摧毀，有些則遺失了。

大戰結束後不久，蜜絲打出了速記部分的全文，並將其余日記重打一份。這一份日記保存了25年，直到1976年，蜜絲在親友鼓勵下，經過再三考慮，終於決定將它公之於世。原文刪減更動處極少，修改的部分多因語言或編輯問題，或是替姓名縮寫加上全名，因為她堅信，倘若自己的日記果真具有任何價值，乃因記載的當時原無意出版，所以每個字都發自內心，全無掩飾虛矯。她覺得日記中的目擊記錄及當下的情緒反應才是最真實的，若為了顧全自己的顏面或其他人的感覺，以後明顯可看出摻假，甚至篩檢，那就失去意義了。

定稿後的第三份日記，是蜜絲在她臨終前幾個星期才完成的。

出版整理我姐姐蜜絲的稿件期間，最讓我感到欣慰的，便是在搜集與查證背景資料、消息來源及照片時，不論向誰求助，不論對方是否認識蜜絲本人，都立刻得到全力的配合（有時也包括熱忱的款待）。對某些人來說，這意味著必須勾起某些回憶，無論這些人在那個黑暗時代所堅持的政治立場及所作所為多麽令人景仰，回憶仍令人傷痛，在此我要特別感謝他們的寬宏大度。

對我幫助最大的人，首推伊麗莎白（“西西”）·安德拉西伯爵夫人（原維爾切克女伯爵）。她告訴我大戰尾聲最後那幾個星期與蜜絲共度生活的細節，替姐姐的回憶錄做了最重要的補遺。接著我要感謝克拉瑞塔·馮·特羅特·祖·佐爾茲博士，她是蜜絲的密友，也是在蜜絲臨終前幾周唯一看過整份完稿的人。之後，她不遺余力地協助我，並允許我摘錄其先夫亞當寫給她的信件。然後我要感謝哈索·馮·埃茨多夫博士給我的鼓勵，他寫的介紹和個人回憶都對我幫助極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