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月至12月

弗裏德蘭城堡　1月1日，星期一

奧爾加·皮克勒、塔蒂阿娜和我待在弗裏德蘭城堡度過一個安靜的新年。我們打開裝飾聖誕樹的小燈，往一碗水裏滴熔蠟和熔鉛算命。我們期望母親和喬吉隨時可能從立陶宛搬來，他們已經講了好幾次，卻沒有行動。午夜時分，全村鐘聲一齊鳴響。我們探出窗外聆聽——這是新世界大戰爆發後的第一個新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於1939年9月1日開戰時，立陶宛——當時蜜絲的父母及弟弟喬治仍住在那裏——仍是個獨立的共和國，不過，卻在9月28日簽訂的“蘇德友好和邊界條約”（此為莫洛托夫與裏賓特洛甫於8月23日簽訂之互不侵犯條約之續約）中被秘密劃入蘇聯勢力範圍。蘇聯紅軍自10月10日開始進駐幾個重要城市及空軍機場。從那時開始，蜜絲的家人就一直準備逃往西歐。

柏林1月3日，星期三

我們帶著11件行李，包括一台留聲機，前往柏林。早晨5點出發時，天色仍一片漆黑，別墅管家開車送我們到奧珀倫[4]。奧爾加·皮克勒借給我們足夠維持三個星期的生活費，在這段時期內我們必須找到工作。塔蒂阿娜已經寫信給傑克·比姆——去年春天她在美國大使館認識的男孩。我們在考納斯英國公使館工作過的資歷或許有用。

直到日本偷襲珍珠港，緊接著1941年12月11日，希特勒向美國宣戰之後，美國大使館才撤出柏林。

火車擁擠不堪，我們站在列車通廊裏。幸好有兩名士兵替我們擡行李，否則絕對擠不上車。抵達柏林時已遲了三個小時。塔蒂阿娜一踏進皮克勒夫婦好心借給我們暫住的公寓，就開始打電話給朋友，這讓我們倆都覺得安心一點。位於利岑貝格街與庫達姆大街[5]交叉口的這棟公寓極大，但奧爾加要求我們別請外人來打掃，因為屋內有許多貴重物品，所以我們只用一間臥室、一間浴室和廚房，其他部分都用床單罩起來。

1月4日，星期四

白天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塗黑窗戶上，因為從去年9月開戰，這棟房子就沒人住過。

1月6日，星期六

穿好衣服後，我們大膽鉆進屋外的黑夜中，很幸運在庫達姆大街上攔到計程車，願意載我們去蒂爾加滕區[6]外圍的智利大使館參加舞會。主人莫爾拉在西班牙內戰爆發時，曾派駐馬德裏擔任大使，盡管智利政府親共和派，大使館卻收容了3000多名會遭到槍決的人，有些人藏在使館裏長達三年，睡在地板上、樓梯上，擠得到處都是。莫爾拉不理會來自共和政府的壓力，沒有交出一個人。同一時期，斯圖亞特王族的後裔，阿爾巴公爵的兄弟向英國大使館尋求庇護，卻遭到禮貌的拒絕，隨後被捕處決。相較之下，莫爾拉的表現更令人欽佩。

舞會成功極了，仿佛戰前一般。剛開始我還擔心認識的人不多，很快卻發現很多人去年冬天就見過面（蜜絲曾在1938—1939年冬天來柏林探望塔蒂阿娜）。初次見面的包括維爾切克姐妹，兩人都非常漂亮，而且裝扮入時。她們的父親是德國派駐巴黎的最後一任大使；哥哥漢西和他可愛的新娘西吉·馮·拉費特也在場。還有很多朋友，像是羅尼·克拉裏——非常英俊，剛從魯汶大學畢業，一口地道的英語。這對我來說是一大解脫，因為我的德文還不太溜。在場的年輕男士多半來自柏林市郊的克拉普尼茲軍官學校。稍晚，智利紅歌星羅西塔·塞拉諾獻唱，對著年僅19歲的小埃迪·弗雷德猛叫“俊美的朋友”，讓他好不受用！我們好久沒跳舞了，一直玩到淩晨5點才回家，一票人全擠進一位名叫卡蒂埃的比利時外交官的車裏，他是維爾切克家族的朋友。

1月7日，星期日

我們仍在費力找工作，並決定不求助朋友而直接找在商業界的熟人。

1月8日，星期一

下午去美國大使館和領事面談。他頗友善，而且立刻讓我們考試，因為沒有心理準備，我們很緊張。他喚人推出兩台打字機，還送來速記本，然後用極重的口音、極快的速度口述了一長串，我們根本聽不懂他在說什麽；最糟糕的是，我們倆最後交出來的信，內容居然不一致！他表示一有空缺就會打電話給我們，但我們不能等太久，這段時間內若找得到別的工作，非接不可。很不幸，大部分國際貿易都已停擺，柏林沒有一家公司需要會說法語或英語的秘書。

1月11日，星期四

今天是我的23歲生日。漢西·維爾切克的未婚妻，西吉·拉費特來家裏喝茶；她真是個窈窕淑女，很多人都說她是“典型的德國美女”。晚上賴因哈德·施皮茲帶我們去看電影，然後去一家名叫“西羅”的夜總會喝香檳、聽現場演奏，現在公共場所已禁止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