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聲（第2/3頁）

柏林指揮官馮·哈澤將軍遭處決後，在其手下工作多年的海因茨·馮·格斯多夫即被征召加入民團。格斯多夫的妻子瑪莉亞一直留在柏林，許多個月都沒有他的消息。1945年，她聽說他在保衛首都的最後戰役中陣亡，終於精神崩潰，自殺身亡。海因茨本人一直活到1955年。

盡管在盟軍連番轟炸後，霍斯特曼夫婦位於克爾岑多夫的鄉間別墅毀壞嚴重，但弗雷迪卻拒絕拋下他僅剩的收藏品。俄軍抵達後，發現他與妻子萊莉躲藏在附近樹林之中。即使到那個時候，他仍不願逃走，最後終於遭到逮捕。他於1947年在民主德國集中營裏餓死；萊莉出版的回憶錄《只能哭泣》（Nothing for Tears，London, Weidenfeld&Nicolson，1953）成為暢銷書，但不久亦在巴西去世。

帕賈斯維奇夫婦於1945年8月與蜜絲分手後，先前往瑞士，然後移居南美洲。格察至今仍然在世。

C. C.馮·普菲爾先成為美軍俘虜，後在德國地方政府內任職了幾年，接著擔任斯特拉斯堡歐洲議會駐波恩代表將近30年。現在過著半退休的日子，定居波恩。

於1941年向蓋世太保告發蜜絲母親的卡爾—弗裏德裏希·馮·皮克勒，在志願從德國陸軍調往黨衛軍後，步步高升，官拜黨衛軍準將，兼任希姆萊手下的布拉格警察局長。1945年5月，布拉格剛被解放後，他便自殺身亡。

1944年8月31日，蘇軍占領布加勒斯特，所有德國外交官員及家屬立刻遭到扣押。後來婦孺被釋放，但必須自己想辦法返國，男性則全被遣送到蘇聯；據說喬賽亞斯·馮·蘭曹便死在莫斯科的盧比揚卡監獄中。

戰爭結束後，法官裏克特及其家人遷往威斯特伐利亞，他與妻子創立了一家口譯及翻譯社，生意興隆。1949年，他投效格倫中將所主持的單位，該單位後來成為根據德國聯邦共和國新憲法成立的新情報組織（B.N.D.）。他於1972年去世。

托尼·紹爾馬在“七月密謀”發生後的肅清運動中逃過一死，多虧他的直屬指揮官仗義相助，以“搜集進一步證據”為由，設法拖延其軍法審判。終於開庭後，大部分罪證已變成間接證據，不足以定罪，又因為他作戰負傷有功，僅被卸除軍職。他於大戰結束前幾天，設法從位於西裏西亞的家族產業逃往西歐，後來成為美軍占領歐洲當局的雇員，擔任卡車司機。不久他便擁有自己的卡車，然後數量慢慢增加，最後成立自己的卡車運輸公司。現在他與家人住在巴伐利亞的一片農場上。

馮·德·舒倫堡大使從未積極參與過反納粹活動。然而隨著德國對蘇戰況每況愈下，他志願替納粹政府與斯大林居中調停。蜜絲在日記中記載，1944年7月他受召進入希特勒的司令部，大概就是為了這個原因。但他同時亦通過馮·哈塞爾大使與一些密謀者接觸，那批人未經過他的同意，徑自將他與哈塞爾列入未來外交部長的人選。名單被發現後，他遭到逮捕，被關入萊特街監獄長達數月，終於在1944年10月4日被帶到“人民法庭”上，和戈特弗裏德·俾斯麥一起接受弗賴斯勒法官的審判。但他不如後者幸運，被判死刑，於11月10日問吊。

羅瑪莉·舍恩貝格是另一名經過“七月密謀”奇跡般活下來的幸存者。1944年，她倉促離開柏林後，便躲在薩克森的家族產業中，直到蘇軍兵臨城下，才被迫逃往西方。一旦戰爭結束，她很快便在美軍反情報機構內找到工作，不久嫁給一名美國軍官，並定居美國一段時間。晚年她熱衷於環保工作，一如早期她獻身於反抗納粹主義，狂熱投入。她於1986年7月在維也納過世。

縱然犯罪記錄累累，黨衛軍準將西克斯卻也因為不同的理由，成為另一種幸存者。大戰剛結束，他便與惡名昭彰的巴比及其他許多前黨衛軍，一同被美軍反情報機構“吸收”；但他過去的行跡很快敗露，於1946年春天遭到逮捕，因策劃集體謀殺行動的罪名接受審判。他一再申辯自己“只是一位科學家，從來沒做過警察”，卻仍在1948年被判處20年有期徒刑。但他顯然有後台撐腰，1951年法庭將他的刑期減半，1952年，便獲大赦出獄。很快地，他又被格倫將軍主持的聯邦德國情報單位“吸收”，同事中有很多是他在黨衛軍及蓋世太保時代的舊同事；這一批人都因不同的理由，接受格倫的保護，成為所謂的“專家”。西克斯的“專長”為吸收特定的蘇聯前戰俘及難民，組成間諜小組，滲透蘇聯；同時他還擔任大財團曼內斯曼公司的子公司保時捷機油公司的公關經理，作為掩護。艾希曼於1962年在耶路撒冷受審時，曾描述西克斯從自詡為“知識分子”墮落成一名集體謀殺犯，戰後又東山再起，儼然成為美國及德國政府兩邊吃香的機密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