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至9月

自從1944年9月請病假離開柏林後，我一直和家人住在柯尼希斯瓦特，努力振作自己，面對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大戰尾聲。赴柯尼希斯瓦特途中，我與塔蒂阿娜及保羅·梅特涅在維也納停留數天，做了徹底的健康檢查，結果埃平格教授診斷，我至少兩個月無法工作。他發現我甲狀腺腫大（所以我才這麽瘦），多少是因為神經緊張的緣故。之後我便開始服用大量的碘。

——蜜絲注

柯尼希斯瓦特　1月1日，星期一

下了一場大雪，我們大部分時間都待在戶外，笨拙地乘雪橇和玩孩子氣的丟雪球遊戲。家裏食物很多，但我們都在廚房裏用餐，因為仆人陸續消失——男的入伍，女的進兵工廠。現在由管家莉澤特下廚。我們把所有的晚宴服都收起來，平日玩玩遊戲，享受保羅最好的葡萄酒，因為明天我們又得分開了。

1月2日，星期二

保羅·梅特涅將返回軍團報到，醫生宣布去年在俄國前線差點害他送命的那個肺部膿瘡已經痊愈。我會再待一天，陪伴塔蒂阿娜，她心情低落。

維也納　1月3日，星期三

今天是待在柯尼希斯瓦特的最後一天，輪流和每位家人長談。看來真的必須等到度過“最後高潮”後，我們才能再度團聚。母親希望我留下，但我的病假已結束，非走不可，否則“人力總動員委員會”會找我麻煩。塔蒂阿娜在午夜時分開車送我去馬林巴德。

1月4日，星期四

昨晚在火車上，聽大家談論維也納現在次數愈來愈頻繁的空襲。通常來轟炸的都是從意大利基地飛來的美國機群，時間多半發生在大白天。城內唯一仍在運作的大眾交通工具電車只開到中午。我有點擔心，因為我的行李還是太多，而且還帶了一只鵝（已拔毛）。幸好一名蘇聯前戰俘志願替我提行李，交換一大把香煙。在步行回家的漫長路程中，他告訴我，斯大林正計劃下令大赦，“或許我們很快都可以回家了”；他又說最近他幾乎沒有任何東西可吃，所以等我們抵達目的地——安托瓦內特·葛納·克羅伊位於摩登納廣場旁的兩房公寓（我將和她住在一起）——之後，便把公寓裏所有能找得到的食物全給了他。安托瓦內特人在南斯拉夫，去看她丈夫。

當地人力總動員委員會的召集令已寄到；他們真的連一秒鐘都不浪費！

去布裏斯托爾旅館和弗朗茨·圖爾恩—塔克西斯吃午餐。圖爾恩—塔克西斯家兩兄弟都因身為“貴族”，被軍隊踢出來，在這裏的大學念書。布裏斯托爾旅館從四個月前，我和梅特涅夫婦一起來住過後，到現在一點都沒變。阿爾弗雷德·波托茨基和他83歲卻仍精神矍鑠的母親——女伯爵“貝特卡”，仍然坐在他們的角落裏。蘇軍進駐波蘭後，他們被迫放棄舉世聞名的家族產業“蘭卡特城堡”；蘭卡特一直被視為東歐的凡爾賽宮，多虧戈林（戰前他常去那裏打獵）介入，向來只對德國高級指揮官開放，至今仍完好無損。

1月5日，星期五

去了人力總動員委員會一趟。他們建議我去當護士；其實戰爭剛開始時，塔蒂阿娜和我便有此打算，卻因持有立陶宛護照被拒。現在他們顯然嚴重缺乏護理人員，甚至不在乎我只受過24小時的基礎急救訓練。朋友們告訴我，現在當護士工作極辛苦，難怪他們看到我一副快樂的樣子大吃一驚。

1月6日，星期六

進公寓時，被一堆行李絆了一跤；安托瓦內特和她丈夫，尤爾根·葛納回來了。

她戴著滿頭發卷沖出來迎接我，忙不叠告訴我，她去布萊德的經過；尤爾根的部隊在那裏和南斯拉夫遊擊隊作戰。她顯得十分興奮，因為他們的座車在樹林裏遭到槍擊，結果冷卻器旁被射穿一個大洞，內燃機被毀。她在那兒的生活想必很沉悶：從來不準出門，因為遊擊隊喜歡綁架人質。不過她說那兒風景美極了。回家後她顯然很高興。

費德·基堡來看我。他也因為是“王室成員”被海軍踢了出來，現在也在大學裏念書。

1月7日，星期日

今早上教堂。晚上葛納正經八百地烤了我從柯尼希斯瓦特帶來的那只鵝。他因為毫無經驗，便一手握住湯匙、一手拿著食譜坐在烤箱前面。結果倒頗令人滿意；我們分了一點給房東——一位德國太太，她先生是上校，在前線作戰。應邀賓客為：弗朗茨·塔克西斯、費德·基堡和西塔·弗雷德（她在德國空軍醫院當護士）。

1月11日，星期四

今天是我生日。

西塔·弗雷德已說服德國空軍醫院的醫生讓我進去工作。今早院長約我去面談；他膚色黝黑，在印度住了18年。這是個好消息，因為空軍醫院算得上是維也納最好的醫院，不過我可能必須上課，因為院方希望，一般護士能在碰到緊急狀況時，取代全部被調往前線的男性看護。訓練課程包括火傷急救（若被派往機場工作便有需要）。我已領到一套紅十字會的制服、一張新的身份證，和一枚金屬名牌——我的名字在上面刻了兩遍，萬一“陣亡”，可以掰成兩半，一半交給我的“至親”——好奇怪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