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湖堤上的“辯證法”（第2/5頁）

趙廣陵收了拳頭，恨恨地說：“陸傑堯，你記著，你欠我一條命。”

陸傑堯愣愣地望著趙廣陵，不知道這話的分量有多重。

被宣布判刑七年以後，趙廣陵終於結束了長達九個月的審查期，被移送到昆明近郊的一所監獄裏，開始正式的監獄生活，實際上就在監獄的勞改農場參加勞動。在趙廣陵看來，這有生活氣息的勞動比漫長的審查交代強多了。你終於可以不寫交代材料了，你終於可以不用為揭發別人而感到良心不安了，你也終於不用過遮遮掩掩的日子了。你可以見到陽光，呼吸到新鮮空氣，你還可以和獄友聊天、苦中作樂，找到惺惺相惜的安慰。人原來那麽容易被孤獨打敗，蹲在一間封閉的屋子裏接受審查，在白紙上抓屎糊臉自我踐踏，人的尊嚴太容易喪失，人的精神太容易崩潰，人的靈魂太容易扭曲。在審查的那些日子裏，趙廣陵的生活希望和精神依托，是借助天窗外面一枝伸過來的樹枝，看著它碧綠的樹葉慢慢地變黃、枯萎、凋零，成為幹枯的枝椏，然後又在漫長而堅韌的期盼中，守著它發出新芽，長出片片新葉。那真是世界上最美的一道風景啊。

曾經認為最美的風景一定是妻子舒淑文的那張臉。但等到在監獄裏第一次獲準見家人時，這生命中的風景已然憔悴毀壞。趙廣陵在笑，舒淑文在哭。趙廣陵試圖用自己的笑抹去舒淑文臉上的淚。他說我現在很好，跟在外面一樣憑勞動吃飯。最重要的是，我開始償還自己的歷史債務了。你想想，你欠了人家的債，總不去還，那債就永遠壓在你的心上。現在我還債有期，就像新的生活開始了。解放那麽多年，現在我才明白，我這樣的人，重新做人要從監獄開始。但起點對了，就有希望。

“豆秧死了。”舒淑文一句話就擊碎了趙廣陵所有的希望。他剛才發自內心的笑僵在臉上，竟然一時收不回去，讓他自己羞愧難當。在他被帶走前，豆秧始終是病懨懨的，盡管也三天兩頭地跑醫院，西醫、中醫都看過了。趙廣陵甚至還寬慰舒淑文，勞動人民的娃兒嘛，養得賤，長大了體質就好了。

舒淑文頭發淩亂，面容枯槁，穿件陰丹藍的粗布衣服，又肥又大，在那上面可以看到煙熏火燎的痕跡，殘羹剩飯的汙漬，孩子遺留的淚痕，家庭生活的淩亂，獨守空房的幽怨，以及一個街道婦女無法遮掩的粗俗、邋遢。哪裏還有當年學拉小提琴的舒家二小姐的優雅、閑適、洋派和青春？哪裏還有梨花的熱烈、潔白、脫俗和高貴？如果趙廣陵心中的梨花永遠都在開放，他只能想到“梨花一枝春帶雨”的淒艷凋零了。舒淑文啜泣著說：“趙哥你不要怪我啊！我去煉鋼鐵，幾天不讓回家。我只能讓豆芽管幾個弟弟妹妹。豆芽不省事，看見妹妹發高燒說胡話，就在抽屜裏亂翻藥給他妹妹吃。我回到家，豆秧已經……醫生說……說吃錯藥了……”

“不要怪豆芽，怪我。”這是趙廣陵唯一能給妻子的擔當。舒淑文說她一周都沒有讓豆秧下葬，天天晚上抱著豆秧睡，小小的屍體都發臭了，可她一點都不察覺，還想用自己的體溫把豆秧捂熱。我從小就香香的豆秧啊……以至於鄰居們找來了居委會的大媽大嫂們。舒淑文說，我讓她們把我一起埋了，可她們愣是把我從坑裏拖出來了。這些挨刀的啊，我怎麽有臉來見你啊……

“不怪你，怪我……我有罪。”這也是他能給妻子的唯一寬慰了。

作為人民的敵人，負罪感並不因為你雖然被定了罪但又問心無愧而減輕半分。你不幸地站在了人民的對立面，你張開雙臂想加入，卻被拒絕，你想表達自己的愛，卻兜頭一場淒風苦雨。加固湖堤的右派們都曾經是人民的一分子，大部分還是人民中的精英，但現在連黃口小兒都會唱：“右派右派，肚裏使壞，戴副眼鏡，本是妖怪；人民說好，他要說壞；破壞生產，是個禍害。”——這是唐詩宋詞的國度的孩子們該唱的歌謠嗎？每當聽到這些刺耳的童謠，趙廣陵就想。不過，當他在《人民日報》上看到一大批國內知名民主人士、方家鴻儒紛紛落網、自我批判時，當他讀到費孝通的《向人民服罪》、儲安平的《向人民投降》、章伯鈞的《向人民低頭認罪》、羅隆基的《我的初步交代》、龍雲的《思想檢查》時，趙廣陵雖然還沒有資格當右派，也被這個“人民”震懾了，就像在戰場上被對方的超強火力壓得擡不起頭一樣。人民就是那滇池的水，浩浩蕩蕩，人民就是這天上的雨，鋪天蓋地。

在湖堤上勞動改造的右派們本來每天有八個小時的休息時間，但政治學習、揭發批判，自我檢討，差不多要占去三四個小時。有天傍晚趙廣陵正準備去大工棚裏參加學習，忽然有人來通知他說，跟他走，有領導要提審他。趙廣陵心裏咯噔了一下，又來了，他們又知道了些什麽？他忐忑不安地被人帶到一間燈光昏暗的小工棚裏，迎面看見一張威嚴的臉，但他心中卻泛起一陣莫名的暖意，有點像受到冤屈的孩子見到父母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