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直面內戰

1945年後，歐洲、北美以及其他類似的經濟體，如澳大利亞和日本，經歷了所謂的“長期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與國之間非戰狀態的時期堪稱近現代史上最長。此前最平靜的時期，是從拿破侖戰爭結束到克裏米亞戰爭（1815—1853），然後是從1871年的普法戰爭到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至少在歐洲是如此。雖然有“冷戰”的陰影籠罩，但是，近代北半球國家之間的和平持續時間比上次長了20多年。[1]最新的全球趨勢依然令人歡欣鼓舞。最新的數據表明，2015年國與國之間的沖突僅發生了一起——印度和巴基斯坦，傷亡僅約30人。在此前的2014年，也僅有一次沖突。[2]盡管有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幹涉事件和中國南海的島嶼爭端，但是“長期和平”看上去似乎正在不斷延伸並擴展至全球範圍。

然而，我們這個時代也並非一帆風順。[3]這個世界依然充滿暴力。2015年，從阿富汗到也門，全球發生了40多起武裝沖突，這還不包括恐怖主義、暴動或其他形式的“非對稱”戰爭，即非政府武裝力量攻擊政府或其居民。原來的基地組織和現在的伊斯蘭國，以及他們的擁護者，將戰火引到了城市街頭，從曼哈頓到孟買，從悉尼到布魯塞爾。盡管國與國之間事實上可能處於和平狀態，但其他地方正在發生的沖突讓人民難以產生安全感，何況很多人清楚戰爭就發生在他們的國境內。“長期和平”被一個黑暗的陰影籠罩著——內戰。

20世紀90年代早期，“歷史終結論”的擁護者們堅信，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將會席卷全球，帶領全人類走向貿易繁榮和人權受保障的未來。持有這種信念的人認為民主的和平時期將會出現。據他們所稱，一個民主政體是不會向另一個民主政體發動戰爭的，因此，他們堅信，隨著民主制度的廣泛傳播，世界和平將會隨之到來。這些人的信條建立在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理論之上，而康德的理論則源自歐洲啟蒙運動中關於獲得持久和平的可能性的論述。[4]當然康德並不是一派天真的，他諷刺地提到，一位荷蘭酒館老板在其酒館標語牌上寫著“永久和平”幾個字，而旁邊掛著一幅畫著墓地的畫。這暗示著只有死亡的長眠才是真正的永久和平。然而，康德也認為，國與國之間的和平並非“空洞的理念”，而是一項“正逐漸解決，並不斷靠近其目標的任務”。[5]在康德有生之年，永久和平並沒有變得更唾手可得——康德於1804年2月逝世，在他死後僅10個月，偉大的將軍和帝國締造者拿破侖獲得加冕，成為皇帝，並在接下來的10年對世界造成威脅。盡管如此，在200多年後的今天，許多人依然大膽地相信，也許人類終於已經跨越了國與國之間的武裝沖突階段，在人性中“天使的一面”的帶領下，我們也許最終可以實現康德的夢想，能夠“戰勝戰爭”。[6]但是，死亡和破壞一直環繞著我們，因而我們所感受到的和平，可能更像是墓地裏的那種。然而，最近有一種沖突超越了其他任何形式的沖突，它導致了更多的死亡。這不是國家之間的沖突，也不是恐怖主義，而是內戰。

內戰正逐漸成為人類最廣泛、最具破壞性以及最具有特色的有組織的武裝暴力形式。“冷戰”之後的幾十年間，內戰的爆發呈現出極其明顯的上升趨勢。自1989年以來，在任何時期都平均有20起國家內部戰爭——這大概是1816—1989年全球每年平均戰爭數量的10倍。自1945年以來，大概有2 500萬人在戰鬥中死亡。這個數字相當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軍隊死亡人數的一半，而這一數字並不包括受傷的、流離失所的和死去的平民，更不用談在戰爭中受疾病和營養不良折磨的人了。內戰中物質和經濟的消耗同樣驚人。在關於全球經濟發展的分析中，著重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戰爭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戰爭中死亡的人數，以及必然受其影響的生產效率，被浪費的資源，軍隊的花費，疾病和犯罪行為的蔓延，還有鄰國經濟的破壞。那麽這一分析得出來的結論是什麽呢？內戰的平均價位大概是每年1 230億美元。這相當於每年北半球對南半球經濟援助的數額。正因為如此，內戰被稱為“倒退的發展”。[7]

發生在國家內部的戰爭持續的時間更長——大約比國與國之間的戰爭持續時間長4倍。20世紀下半葉的國內戰爭，持續時間大體上是20世紀上半葉的3倍。這些戰爭還比其他戰爭更容易重復爆發，因為“一次內戰最具可能性的遺產就是下一次內戰”，確實，在過去10年中的幾乎每一次內戰都是既往的重演。[8]內戰看起來總是不成比例地集中發生在世界上最窮的國家——尤其是那些非洲和亞洲國家，發展經濟學家保羅·科利耶（Paul Collier）稱他們為“最貧窮的10億人”。[9]如果說自1945年以來，發達國家享受了長久的和平，那麽全球其他廣大地區的人口則經受了同樣長時期的磨難。位於奧斯陸的內戰研究中心也在其網頁上強調了這些顯著的特征，同時提到：“然而，內戰卻比國家間的戰爭更少受到關注和研究。”[10]內戰似乎會像貧窮一樣一直伴隨著我們，而且只要它繼續存在，它將會更多地影響到世界上貧窮的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