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俄羅斯有句苦澀的諺語：過去是難以捉摸的。每個歷史學家都知道這是多麽真實。什麽是重要的歷史事件，怎樣的問題才值得進行學術研究，什麽主題亟待探討——這些問題都隨著當今世界關注的變化而變化。有時只是一個巧合，比如過去和現在的某個相交時刻，就可以讓歷史學家找到正確的問題。這本書以一種巧合的方式開始，背景是關於內戰意義的兩場穿越時空的爭論。

內戰並不是我曾經期望的主題，更不是我想要花費時間鉆研的主題。然而，在2006年末，我在加利福尼亞州聖馬力諾市的亨廷頓圖書館（Huntington Library）工作。這座圖書館在洛杉磯南部僅20英裏，正是1992年的洛杉磯騷亂的發生地，但你永遠無法從那些低矮的新古典建築，它的世界級花園，或它著名的英國藝術收藏品中猜出它。在最具破壞性的第二次海灣戰爭時期，我的研究主題就已經浮現。然而，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是，在2006年10月至2007年1月期間，平均每月有3 000人——包括士兵和平民、伊拉克人和入侵者——在伊拉克的軍事沖突中喪生。[1]

就在那期間，我從亨廷頓圖書館豐富的收藏品中發現了弗朗西斯·利伯的論文。至少在美國軍事法律領域，利伯是最早系統研究這些問題的學者之一——敵方戰鬥人員的現狀、俘虜的待遇，以及軍事司法的規則。在小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發動“全球反恐戰爭”的背景下，這些問題成為頭條新聞。當我研究利伯的信件和草稿時，我發現在應對內戰的挑戰時，過去和現在的處理方式非常不一致。在美國、伊拉克以及其他地方，大家對於當前美索不達米亞的沖突性質的辯論開始白熱化。19世紀中期利伯定義內戰時的困惑，以及21世紀初將內戰這個詞應用在伊拉克的復雜性，我覺得兩者就好像漫長的歷史之旅的兩個節點，連接著古羅馬、近代和現在。

在亨廷頓圖書館頓悟的幾周之後，又一次偶然的機會促使我去研究內戰。2007年2月，我在羅得島州普羅維登斯的約翰·卡特·布朗圖書館開始寫作《獨立宣言：一部全球史》（The Declaration of In dependence: A Global History）這部書。當時的圖書館館長、歷史學家和前總統演講撰稿人泰德·威德默（Ted Widmer）告訴我，他剛剛完成了一項關於美國向世界輸出自由價值觀的使命的工作。[2]弗朗西斯·利伯和伊拉克的辯論占據了我的腦海；我冷冷地告訴泰德，我們需要的不是美國輸出自由的故事，而是一段更黑暗的歷史，關於內戰及其意義。那天晚上晚些時候，快速瀏覽完圖書館目錄之後，我確信沒有人重現過內戰的故事。我決定，我必須為我的那部《獨立宣言：一部全球史》寫一部續篇，在研究完國家的創建（statemaking）基礎上，進一步研究國家分裂（state breaking）的歷史。多年後以及經歷了多場內戰後，我最終寫成了這部書——《內戰：觀念中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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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本書都是協作的結果；協作的方式各有不同。本書是廣泛對話、好運和多年來各個地方的友情饋贈的產物。我主要感謝的機構是亨廷頓圖書館，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和哈佛大學。如果沒有我在2006—2007年在亨廷頓舉辦的梅隆研究項目，我就不會有寫作本書的想法。因此，我首先要感謝羅伊·裏奇（Roy Ritchie），他當時是圖書館的研究主任，雖然我的課題改變了，但他並未過多幹預。

在貝爾法斯特和馬薩諸塞州的劍橋，發生了兩件令人振奮的事情，它們形成了本書的寫作框架。2010年5月，我提出了一個非常早期版本的論點，作為女王大學的懷爾斯系列講座（the Wiles Lectures）內容。這對懷爾斯講座的演講者是既令人興奮又充滿挑戰的：因為要“將演講者的研究與文明通史聯系起來”，“把對詳細歷史研究的更廣泛影響的思考結果發表出來”。我非常感激當時的懷爾斯理事會成員——西恩·康諾利（Sean Connolly）、羅伯特·埃文斯（Robert Evans）、大衛·海頓（David Hayton），尤其是已故的克裏斯·貝利（Chris Bayly），感謝他們的誠摯邀請，感謝他們提供了這樣一個獨特的機會，將內戰的思想置於“文明通史”中。我也非常感謝我的部門主任利茲·科恩（Liz Cohen），他讓我得以從職務中脫身，以便我能在特別忙的時候也可以寫作和講課。

也許作為懷爾斯演講者的最大樂趣和特權就是有機會邀請一個學者小組，組織晚間研討會，喝著上好的愛爾蘭威士忌，就一個論點進行深入探討。特別感謝鄧肯·貝爾（Duncan Bell）、理查德·伯克（Richard Bourke）、邁克·布萊迪克（Mike Braddick）、邁克爾·霍普金森（Michael Hopkinson）、科林·基德（Colin Kidd）、簡·奧米爾（Jane Ohlmeyer）、約西亞·奧斯本（Josiah Osborn）、珍妮弗·皮特（Jennifer Pitts）和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謝謝他們來貝爾法斯特並提供他們的建議，還有理查德·英格利什（Richard English）、彼得·格雷（Peter Gray）、已故的基思·傑弗瑞（Keith Jeffery）、大衛·利文斯頓（David Livingstone）和克裏斯·馬什（Chris Marsh），他們來自女王大學的主隊。大衛·海頓（David Hayton）作為歷史和人類學學院的院長，在那個令人難忘的一周，是一個無可挑剔的東道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