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大公無私（第4/15頁）

馬歇爾和艾森豪威爾後來的一段對話也流露出他們兩人的風格。1944 年 6 月 12 日，也就是美軍登陸歐洲戰場的 6 天之後，馬歇爾將軍、亨利·H. 阿諾德（Henry H. Arnold）空軍上將，以及海軍首長歐內斯特·金（Ernest King）海軍上將來看望艾森豪威爾。“馬歇爾說：‘艾森豪威爾，你已經挑選出的或接受的那些華盛頓派來的指揮官，你選人的主要條件是什麽？’我不經思考就說了‘無私的精神’。事後細想，我意識到正是馬歇爾給了我‘無私’這個觀念，這是最偉大的風格特質。回想那次在他辦公室中的爭吵以及我的反應，馬歇爾將軍心裏有數，眼前有個不考慮個人升遷而努力工作的人。我認為無私的想法藏在許多觀念中，它並不是一個新觀念，是我的潛意識讓它發揮出來。要不是那次與馬歇爾將軍的對話，我可能直到戰爭結束還是戰爭部（War Department）作戰處的軍官。”

無私是艾森豪威爾一生的標記。他的日記表明他在菲律賓麥克阿瑟將軍麾下的經歷並不愉快。艾森豪威爾和麥克阿瑟並不親密，兩人間並沒有真正的袍澤感情。

艾森豪威爾在菲律賓的 4 年任職期中，只回國停留了 4 個月。他當時並不一定要回菲律賓，而且他也有朋友可將他重分配到別處，但責任和無私將他拉回了菲律賓。他從未放棄能和麥克阿瑟共事的希望，況且他意識到了該任務的重要性。

艾森豪威爾對責任與服務至上的概念在他駐紮在菲律賓時展露無遺。他拒絕了幾個民間和私人企業優渥的工作機會，拒絕接受企業董事並回絕了數個“交易”和贊助。

榮譽和正直是決策的重要素質。有一次艾森豪威爾回絕了一大筆錢，這一事件再次顯示了他的無私，在 1942 年 6 月 20 日的日記裏，他寫道：“菲律賓總統今天早上 10 點來找我。他的目的是贈予我一個謝禮，以報答我在馬尼拉暫代麥克阿瑟將軍參謀長時期的工作，當時他（麥克阿瑟）在菲律賓政府任軍事顧問。

“奎松（Quezon）總統帶著一份謝禮及一份褒揚草案來我的辦公室。

“我很小心地向總統解釋我很感激他的關心，也感謝他表達謝意的方式，但這是不合適的，我也不可能因為我的工作而接受物質獎勵。我解釋雖然我知道這是完全合法的，總統的用意也是很崇高的，但這可能會造成某些人的誤解，進而危害到我在這場戰爭中對盟軍服務的有效性。我的政府托付給我重要的任務，也伴隨著沉重的責任。”

奎松接受了他的解釋，並說“這件事就到此結束，不會再提了”，他用一個書面的褒揚狀取代了謝禮。艾森豪威爾表示：“對我的家庭來講，這樣的褒揚比任何金額的錢都更好、更有價值……（奎松）顯然沒有任何怨恨地接受了我的決定，也沒有感到丟臉——後者是我非常關切的。在遠東地區拒絕任何人的禮物，尤其以倫理的理由拒絕，是很容易變成嚴重的個人問題的。”

艾森豪威爾的父親於 1942 年 3 月過世，但即使在這段悲痛的時間裏，他的責任感仍然戰勝了一切。因為在華盛頓擔任作戰處副處長的責任壓力使得他無法參加父親的葬禮。他在 1942 年 3 月 11 日的日記裏寫道：“我感覺非常糟糕，我非常想在這幾天陪著我的母親。但我們正在戰爭中。戰爭並不輕松，我們沒有時間沉迷於即使是最深處、最神聖的感情裏。母親一直是父親生命裏的鼓舞，也是任何方面的真正幫手。現在是晚上七點三十分，我要停止工作了，今晚我已無心繼續下去。”隔天他寫到有關他的父親：“他信守的每個承諾，他的純真誠實，他堅持立即還清所有的債務，他對他的獨立性感到驕傲，這些所建立起的名聲使他的兒子們受益良多。”

在艾森豪威爾作為盟軍登陸日統帥和陸軍參謀長的傑出表現後，他的國家和世界繼續要求他的領導。20 世紀 50 年代初期艾森豪威爾被指派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指揮官。當時杜魯門（Truman）總統將麥克阿瑟將軍革職也是一個令人困擾的紛爭。艾森豪威爾再度想起了無私的重要性。他在 1951 年 4 月 27 日的日記裏寫下了他的評論：“在美國，這個‘大爭論’只不過是由不同程度的個人偏袒和爭吵所組成的持續風暴。對大部分人來說它已經被簡化（事實上是過分簡化）為杜魯門與麥克阿瑟的鬥爭。這是多麽悲哀啊，在世界歷史的緊要關頭，我們卻因人類的自私而分裂。有很多有啟發性的討論與辯論空間，我們沒有時間可浪費，也沒有權利來弱化自己，因為我們陷入滿足個人野心的事務上。

“就我所知，這個總部的每一位資深軍官都能有更好的去處。每一個在這裏服務的人都是被一種對人類事務緊要性的強烈責任感所驅使。很不幸的是，他們必須每天對抗來自倫敦、華盛頓和巴黎的那種讓人悲觀與沮喪的認知。在那些地方，不配的人正在引導我們的命運，或在競爭激烈地爭取能主導我們命運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