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7 章 關 懷（第2/9頁）

阿諾德繼續說：“1941 年初期，為了得到有關在歐洲的戰爭的較好資訊，我們派遣了空軍組織所有部門的軍官到海外——包含作戰單位、參謀、訓練中心和物資司令部。不管他們是否能和他們繁忙的工作分開一陣子。在戰爭期間我依循了這個相同程序，因為我認為，給這些人嘗試接觸作戰行動的機會遠比把他們留在華盛頓當班重要。我永遠記得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沒能去海外的挫折感。

“一些軍官，如斯帕茨、伊克、哈門、斯特拉特邁耶（Stratemeyer）、迪羅·埃蒙斯（Delos Emmons）及顧問喬治·肯尼和過世的弗蘭克·安德魯（Frank Andrews）都被派至海外去指揮他們的部隊。陸軍航空隊代理的首長和副首長經常被換，不論他們多出色。但是，不幸的是，許多出色的人從來沒有機會去顯示他們作戰的能力。”

有一次，阿諾德駐防在萊特機場的舊友需要一個好的年輕軍官取代他的部門主管。阿諾德告訴這位朋友：“我會推薦一個符合你所需條件的人。你獲得一個人才就是我失去一個人才……但是這些年輕人太優秀，不應被局限在某個中隊。他能使整個陸軍航空隊獲益，但是首先你必須向我保證，你將給他一個機會，他並不是一個很有魅力或討人喜歡的人。”這個人獲得了機會而且表現得十分卓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阿諾德經常突然出現在士兵餐廳，他將這作為訪問軍事設施的一部分，即使只是落地加油。一位和他一起旅行的記者講述了這樣一件事，阿諾德走到吃飯時排隊打菜的行列，和正在打菜桌後面的人員說：“讓我嘗嘗這個菜。”他品嘗了那些菜，然後向在打菜桌後面的人說：“真是的，我終於了解這些人為什麽不吃了。”然後他轉向基地指揮官，明顯地他想要指揮官改進這些差勁的夥食。

他關心人員的心情和身體。一次，阿諾德叫他一位上校參謀進來，告訴他：“準備好你的行李，我們要去某個地方。”上校回答說：“我能問一下我們要去哪裏嗎？”阿諾德說：“不可以。”

結果，他們的目的地是一個陸軍航空隊的高級飛行學校。他們及時趕上了正在進行的畢業典禮。每一位獲得飛行胸章的年輕人都上前一步去接受他的胸章並被授予軍階。隊伍中的一位年輕人顯得特別興奮，一直注視著陪著阿諾德來訪的上校，當這位興奮的年輕人上前一步準備接受他的飛行胸章時，阿諾德轉身向上校說：“好了！托馬斯，向前一步，替你兒子掛上飛行胸章吧！”

在兩次大戰之間，斯帕茨將軍是驅逐機中隊中隊長。雖然難以置信，但是在 20 世紀 20 年代這些戰鬥機飛行員沒有降落傘可用。在 6 月初，正好在飛離艾靈頓機場（Ellington Field）時，一位飛行員約翰·卡農中尉，因為飛機在空中相撞受傷。他的飛機從 900 米的高空掉下來，飛行員頭骨和許多其他骨頭骨折，造成了嚴重的休克。假如他能夠跳傘逃生的話，這是可以避免的，可惜他沒有降落傘，因為中隊沒有降落傘可用。斯帕茨采取了補救措施，他到塞爾福裏奇（Selfridge）機場時得知在俄亥俄州代頓（Dayton）的麥克庫克機場（McCook Field）有降落傘。他寫信給瑟曼·班恩（Thurman Bane）少校：“我命令中隊所有實施長途飛行且途經代頓的飛行員在代頓降落，並在那裏配備一個降落傘。我知道你手上有一批降落傘……我非常希望我的每一位飛行員都能獲得一個降落傘。”

1922 年 7 月 19 日，斯帕茨接到工程處處長班恩的答復：“您的要求有點不合規定。您知道，我們不是一個補給倉庫。但無論如何，我們非常樂於幫助您解決降落傘匱乏的問題，只要您的飛行員一抵達此地，我們會盡快把降落傘替他們配備好。除非我的上級下令停止這個行為。”

斯帕茨有一次提到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飛行：“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我們才有降落傘，我們一點也沒被保險推銷員打擾。”對他自己的事他都以開玩笑的態度處之，但是一旦涉及他的下屬，他的看法就不一樣了。

卡農中尉事件也突顯了需要較好的醫療支援。伊克上尉立即要求一輛救護車來載受傷的飛行員去醫院，陸軍回應說用馬拉的二輪貨車對於他們受傷的馬球球員已足夠了，應該也可滿足航空隊的需求。但是當斯帕茨看到卡農中尉的傷勢，他下令要一輛民間的救護車載卡農中尉去醫院，搭乘用馬拉的救護車會要了卡農的命。斯帕茨為了使陸軍為他未經授權而使用民間救護車的支出付款遇到了很多困難。他寫辯護信給第 8 軍區山姆·休斯敦堡的指揮官，說明“卡農中尉頭骨和上顎骨斷裂，因此在運送上必須小心處理。從愛靈頓機場到羅根營區（Camp Logan）的醫院有大約 40 公裏，從那麽遠的地方用營區的馬車載卡農，馬車引起的震動可能使卡農死亡”。卡農不但活了下來，而且升至四星上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