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7 章 關 懷（第4/9頁）

“我特別記得的事情是，我在踢足球時摔斷了腿，而他們要我跟上班上的飛行訓練進度，因此他們在聖誕節假期給了我一個機會，當其他人回家或去別的地方過聖誕節時，我則接受飛行訓練。當然，他們必須建議一個飛行教官志願放棄他的聖誕假期來進行我的飛行訓練。內森·特文寧自願當我的教官，因此，在聖誕節的兩個星期假期中，我接受了特別訓練。對他而言，做這件事是很平常的，而我永遠也忘不了這件事。”

勞裏斯·諾斯塔德將軍記得他到第一個任職單位報到時，還是一位剛出爐的少尉。“我的第一個空軍基地是在夏威夷的惠勒機場（Wheeler Field）。我住在斯科菲爾德（Schofield）營區，內森·特文寧則是一位住在單身軍官宿舍的資深軍官，我被分配到他的宿舍區，我記得很清楚他對我是多麽好，他把我介紹給宿舍區的每一個人及營區的人員。他十分體貼、十分細心並且十分和善。我一直很喜歡他，我永遠也忘不了我和他的第一次接觸。”

1950 年 7 月，特文寧在華盛頓成為空軍參謀總部人事部門的副參謀長。在這個職位上，他表現了對士兵的特別興趣，因為他體會到在高技術的空軍中為他們花費的訓練成本多麽龐大，假如這些士兵在他們第一次入伍期滿後就離開空軍，訓練將只是浪費金錢，因此必須將“留營率”升高。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感覺應該使空軍生涯更吸引人，配合特別福利、較高的薪水及較好的宿舍，他也想逐漸讓軍人感受到他們的職務是穩定的，並且為一般平民所尊敬，他的態度幾乎成了空軍的信條。隨著這句簡潔的注解“數字只不過是一個騙局”，高級軍官開始摒棄有關空軍應該有多大這個問題，而改為討論如何使士兵們視服役為其個人事業生涯的問題，一位將軍甚至堅持：“我願帶 100 架飛機出征，如果我知道每一個人都受過良好的訓練及在工作上表現穩定。”

特文寧在鄧肯機場（Duncan Field）的責任之一包括和正在設立的新飛行學校一起工作。丹尼爾·E. 霍克（Danniel E. Hooks）少將說：“當我是個中尉時，我被派到其中的一所學校。那個時候，內森·特文寧軍階是少校，也是我們區裏的一位督察官。我們習於盼望他的到訪，因為我們知道他不僅會告訴我們何處可能有錯誤，也會告訴我們如何去改正我們的錯誤，他會告訴我們何處有其他的學校正陷入類似的麻煩之中，而我們如何可以避免那樣的麻煩。他有興趣幫助我們，不僅僅是批評。他是專家，開放、率直、友善又十分誠實。我們感謝他的幫助，而且我們永遠很高興見到他。”

柯蒂斯·李梅將軍於 1948 年被選為戰略空軍司令部司令。冷戰剛開始時，李梅已注意到了蘇聯的威脅。他對下屬的要求非常嚴格，特別是要求眾多的轟炸機機組人員保持 24 小時的警戒。這些轟炸機組員長時間地和他們家人分開——經常是數月之久，在空軍基地的組員警戒待命區待命或被部署在海外地區。但沒有人懷疑李梅將軍對他下屬的關心。

李梅告訴我：“你必須關心你的下屬，如果你不去關心，沒有別人會去關心的。即使晉升到參謀長仍要照顧下屬，這些事情很花時間。我無法指出任何比這個更具挑戰性的任務了。另一方面，我試著去設立一個標準準則，保持國家利益最優先，空軍及其他軍種次之，最後是你的下屬。你必須花很多時間在你的下屬身上。顯然，除非你有個很好的專業團隊來解決問題，否則你無法完成空軍交付的復雜任務。這就是說，要注意到你得到的下屬的類型、你擁有的下屬的類型——那是個需要花很多時間的領域。我感覺我已作了一些貢獻，但肯定是不夠的，在這個領域一定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接任我參謀長職位的人也需花很多時間在這方面。”

當李梅擔任戰略空軍司令部司令時，一位將軍對我說：“我是總部的基地設施處長。李梅將軍是一個不知疲倦的工作者，致力於建設戰略空軍司令部並使之成為現今最佳的威懾力量。他全力以赴，親自指導改善戰略空軍司令部的許多軍官和士兵的待遇。他特別積極去改善營區、單身軍官宿舍和家庭宿舍。每一次訪問空軍總部，他經常就這個問題來找我，我們一直保持通信。他持續不斷的貢獻使我們獲得了成功。空軍的官兵們認同並贊美李梅將軍全力以赴地改善他們的福利。”

老 B-36 轟炸機的領導組員代表著 300 萬美元的投資，但金錢並不是關鍵的因素。“我們能補充金錢，”李梅說，“但非常令人懷疑的是，我們能否在危機時刻，有充分的時間來補充組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