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4章 土地與人（第2/3頁）

聽了這話，張正義第一反應就是表示同意：“有道理，那不如必須派一個壯丁給我們當上兩年義務兵才能得一頃田，嗯，正好安全部整天吵著擴軍，就這麽給他們擴軍吧！”

但隨後，他好像想到了什麽，搖頭道：“等等，不太對……如果田頃法鋪開得太慢，那麽一頃田的價值就會拔得太高，這些先發的田主可就未必會老老實實把田分成四塊輪作，說不定會分別租出去。這樣一來，生產力沒有提升，我們還少收了稅，可就和我們當初頒布這個法案的初衷背道而馳了。嚯，還有，長遠來看，隨著人口增長，父傳子子傳孫，一頃農場會逐漸碎片化，以後該怎麽辦呢？”

張國慶看了看他，把《田頃法》翻到最後一頁，指著上面的某一條說：“說得好。這就涉及到田頃法的另一個核心：禁止析產。”

張正義朝上面瞅了一眼：“禁止析產？”

“對。禁止析產，也就是說，頃即是耕地產權的最小單位，不管是繼承、出售、出租還是贈與，都必須將整頃田一起轉移，不得分拆。如果想傳給子女，只能傳給一人，不得每人一塊；如果想出售或出租，也只能整體進行，不得拆成幾塊，分別賣或租給其他人。”

“這是為了保證農業生產率？”

張國慶肯定地說道：“對的，一頃田拆成四塊，分別由四戶耕種，不光我們收的稅少了，社會總效益也下降了。看上去糧食總產量多了，但是每人的產出則少了。原先一戶除去自我消耗，能向外供應十石以上的糧食和相當數量的農副產品。換成四戶耕種，則只能提供糧食，農副產品沒有了，而且因為沒有輪作制度，糧食產量實際上是會低一些的。如果在此基礎上再次析產，那麽每戶不但難以向外提供糧食，自己的生活質量還會降低。這就是內卷化，也是晚清中國農民陷入赤貧的主要原因。”

農業生產率是所有產業的根基，只有農業生產率高了，才能解放出足夠的人口參與工商業，同時相對富裕的農民才能提供一個有效的內需市場。但是，在化肥出現前，想提升農業生產率基本只有擴大人均耕地面積一條路，而這條路對大多數文明來說都是死路。

傳統的農業社會，人口的增多，不但不會帶來總體實力的增強，反而會吸幹社會的活力。

有人常說漢唐時期，人口不多，國力卻很強。但實際上，正是由於人口不多，國力才能強。唐朝一個府兵可得一百畝田，不但能生產足夠的糧食，還能有肉吃，自然身強體壯，還有足夠的空閑操練武藝，戰鬥力當然要比後來飯都吃不飽的軍戶強多了。到了唐中後期，授田被大量占用，府兵制崩潰，朝廷的戰鬥力自然也一落千丈，才導致了安史之亂、藩鎮四起。

歷史上，只有幸運的歐洲人發現了新大陸，獲取了用不盡的耕地，能夠把它作為泄壓閥容納過剩的人口，從而走上了工商農業相互促進的正向循環。

諷刺的是，元滅宋，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土地歷史的再演。人口一兩千萬的元朝滅掉了六千萬的宋朝（估計值），看上去是以小吞大，但正是由於北方人少地多，才使得元朝和漢侯們能夠用好幾頃地去養一個兵，得到了一大批精銳兵員和充足的糧草儲備，整體實力壓倒了內耗嚴重的南宋。而現在，也正是由於蒙古人帶來的大劫難，使得北方人口銳減，耕地大面積拋荒，才讓新來的東海人有了農業改革的余地。

（注：元初有兩次相對靠譜的人口統計。一是1273年滅宋前夕，北方人口196萬2795戶，以一戶五口估計，約一千萬人。二是1291年滅宋後全面統計，南北共5984萬8964人，還有一些額外的遊食者、僧尼等，總額過六千萬。考慮到統計必然有遺漏，真實數字應該會高一些，尤其是北方有大量人口被軍閥和貴族控制不入統計。後世一般估計南宋有六到八千萬人，北方接近兩千萬。

又注：史料記載，蒙元給軍戶分配耕地的標準是“正軍五頃，余丁二頃”“給貧乏漢軍地，及五丁者一頃，四丁者二頃，三丁者三頃”“諸站戶限田四頃免稅”等等。）

張正義思考了一會兒，說道：“你的想法很好，但這畢竟違反了田主的意願，你怎麽確保執行呢？我們能有足夠的執行力去監督嗎？”

陳潛也插嘴道：“據我所知，類似的法律在以前也不是沒有。實際上，類似的思想古今中外比比皆是。中國和歐洲的貴族，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嫡長子繼承制，這不就是同樣的想法嗎？唐宋也有類似的禁止析產的法律的，但最後還是流為形式了，我們真能執行得下去？”

張國慶吸了一口氣，道：“我知道這阻力很大，這事確實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但是，封建政權這種法律流於形式，是因為他們只會堵，不會疏，最後自然堵也堵不住了。在人多地少的前提下，禁止析產，說起來容易，但這之後，多余的子女該幹什麽去呢？沒有外出就業的渠道，父母只好把家產分給他們一點，以免自己的孩子無事可做最後餓死。這樣一沒有動力，二違反人性，三政府又沒有執行力的政策，最後自然就執行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