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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八日，星期三

“國家劇院。”喇叭傳出懶洋洋帶著鼻音的報站聲音，輕軌電車的門彈開，達格芬·圖魯斯踏入濕冷的黑暗中。空氣刺痛剛剛刮過胡子的臉頰，借著奧斯陸市內儉省的霓虹燈光，他可以看見嘴裏呼出凝結的水氣。

現在是一月初，他知道這冬天再過一陣子就會好過些，到時候峽灣結冰，空氣就會幹燥起來。他開始沿著德拉門路往外交部走。孤零零的出租車從他身旁駛過，就那麽兩三輛，此外街道仿如空城。對面大樓的互利人壽大鐘在黑暗的冬日天空中亮著紅光，告訴他現在才六點。

他在門口拿出他的門禁卡。“職務：處長”這行字印在達格芬·圖魯斯十年前的大頭照上方，照片裏鋼邊鏡框後面的眼睛盯著相機，下巴突出，眼神堅定。他刷了卡，按了密碼，推開維多利亞露台大樓沉重的玻璃門。

將近三十年前，二十五歲的他來到這裏，此後並不是每一扇門都這麽好開。在外交部為有志公仆設置的外交學院裏，他沒有完全融入周遭人事，因為他一口濃重的艾斯特丹口音，又一身鄉土味（有個同期進來的貝蘭姆市公子哥就這樣說過他）。其他有志於外交官職的人都是政治、經濟、法律科班出身，父母不是學者、政治家，就是他們夢想躋身其間的外交部菁英；他自己卻是農家子弟，拿的是奧斯區高職農科的學歷。他倒也不覺得多困擾，只是心知肚明，有力的朋友對他的仕途很重要。圖魯斯努力學習社交禮儀，又更加努力移植嫁接，彌補不足；不管差了別人多少，有件事他們總跟他一樣：他們對人生的目的地都還只有模糊的想法，都知道唯一有出路的方向，就是向上。

圖魯斯簽了名，對警衛點點頭。警衛把他的報紙和一枚信封從玻璃窗底下推過來。

“有別人……？”

警衛搖頭。

“你最早到，圖魯斯，向來都是。信封來自通訊處，昨晚送過來的。”

大樓電梯一路往上，圖魯斯看著樓層號碼閃過一個又一個。他認為每一個樓層代表自己生涯的一個時期，所以每個早上都要回顧一遍。

二樓是外交學程的頭兩年，那些漫長又沒有明確答案的政治、歷史研討，還有懸梁刺股熬過的法文課。

三樓是分發駐外。他在堪培拉待過兩年，之後墨西哥市三年。說起來算是很棒的城市了。對，沒得抱怨。他是把倫敦和紐約列為第一志願沒錯，但這兩個派駐地是人人爭著申請的寶座，所以他也打定了主意，不把這件事看作失敗。

四樓，他回到挪威，少了豐厚的駐外加給、房屋津貼，和隨之而來的富裕無憂生活。他認識了貝莉特，貝莉特懷了小孩，等到可以申請外派職務的時候，她又懷了第二胎。貝莉特跟他出身同一個地區，每天都要跟她媽媽聊天。他決定再等一等，決定賣力工作，連篇累牘地寫報告分析與開發中國家的雙邊貿易，替外交部長擬演講稿，隨著一路往樓上爬，得到他應得的認可。國家體制裏沒有任何一個地方的競爭像外交部這麽激烈，這裏的階級分隔好明顯，達格芬上班就像士兵上前線，頭低低的，背掩護好，看到人就開槍。有幾次也有人拍拍他的肩膀，他知道他已經得到“關愛的眼神”，所以努力跟貝莉特解釋，自己可能弄得到巴黎或倫敦，但是貝莉特在他們平淡的婚姻有史以來第一次堅持己見，執意不讓。他屈服了。

他往上爬升的態勢消失得幾乎無聲無息。某一天早上他突然在浴室鏡子裏看見一個被推進支線軌道的處長，一個稍微有點影響力但永遠到不了六樓的官員；再過十年左右就要退休的人，怎麽可能到得了。當然啦，如果他能搞一條大的，那就另當別論，可是那種把戲弄得好是升遷，弄不好是滾蛋。

無論如何，他還是一如既往，努力搶在別人前面。每天早上他第一個到辦公室，可以安安靜靜讀報看傳真；開晨會的時候，別人剛坐下來揉揉惺忪睡眼，他已經想好結論，好像打拚的精神已經進入他的血液一樣。

他打開辦公室門鎖，猶豫了一會才開燈。這個，也有它的由來，倒黴的是這事已經傳出去，變成部裏的傳奇故事。許多年前某一天，當時駐奧斯陸的美國大使一大早打電話給圖魯斯，問他對卡特總統前一晚的談話有什麽想法。那時圖魯斯才剛進門，還沒讀報、還沒看傳真，絞盡腦汁也給不出答案。不用說，這件事毀了他的一整天。後來更慘，隔天早上大使又問他前晚的事件會對中東情勢造成什麽影響，電話打來的時候，他才剛打開報紙。再隔天早上，同樣的事又發生。圖魯斯在滿腹疑問和缺乏信息之下，回答得結結巴巴、語無倫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