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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歇根湖的湖岸沿線已經結冰，方才的一場暴風雪使得湖面的冰塊參差不齊，看起來危險而美麗。西爾斯大廈最上面的幾層被低垂在城市上方的灰色雲團吞噬，已無法看見。當我沿著史蒂文森高速公路駛進芝加哥時，一路上看到的就是這幅圖景。現在已近中午，我猜測在天黑之前還有一場大雪。我原以為丹佛已經夠冷了，在芝加哥中途國際機場降落時這一想法改變了。

我最近一次來芝加哥已經是三年前了。除了嚴寒外，我還是挺想念這個地方。八十年代初期，我就讀於這兒的西北大學麥迪爾新聞學院，從此深深愛上了這座城市。畢業後，我很希望留在這兒，想在某家報社找份工作，但《芝加哥論壇報》和《芝加哥太陽報》都沒有錄取我，面試我的編輯叫我先在外面找份差事，積累些經驗，然後拿著發表了自己報道的剪報回來應聘。我當時失望到了極點，不是因為沒被錄取，而是因為不得不離開芝加哥。當然，我可以留在芝加哥的城市新聞通訊社，我上學時曾在那兒打工，但這份工作並不是報社編輯希望看到的經驗，而且我也不喜歡為這家通訊社賣力氣，因為他們支付薪酬時簡直把你當成只看發表數量而不計較工資的學生。於是我回到家鄉，在《落基山新聞》謀了份差事，一幹就是這麽多年。最開始，我一年至少跑兩趟芝加哥，跟朋友聚聚，逛逛喜歡的酒吧，但一年年過去，我來得越來越少。上一回我來這兒已經是三年前了。那時我的朋友拉裏·伯納，按照面試編輯告訴他的在外面找了份差事，積累了經驗，再回來應聘，終於成功加入《芝加哥論壇報》。我來看望他，那之後就再沒回來過。我覺得自己也已經攢了足夠多的剪報，完全可以去應聘像《芝加哥論壇報》之類的報紙，但是一直沒有想好要不要把材料寄過去。

出租車把我送到了凱悅酒店，河對岸就是《芝加哥論壇報》的總部。現在還不到下午三點，我預訂的房間還不能入住，於是我把包交給酒店服務員，出去找了個撥打付費電話的地方。翻了會兒電話簿之後，我撥通了芝加哥警察局第三區分局暴力犯罪調查處的號碼，找勞倫斯·華盛頓警探。他剛接過電話，我就掛斷了。我只想確定他在局裏。以記者的身份跟警察打交道，我的經驗就是永遠不要預約。如果預約了，實際上就是提供了明確的時間地點，讓他們可以避開。大多數警察不願意跟記者談話，甚至連讓人見到他們跟記者在一起都不樂意；而少數那些願意談的，反倒得小心警惕。所以，我必須偷偷靠近他們——這就是一場博弈。

掛了電話，我看看表，差不多到中午了。我還剩二十個小時，預訂的班機明天一早八點飛往杜勒斯。

我在酒店外攔了輛出租車，告訴司機調高暖風，從林肯公園取道去貝爾蒙特大街和西大街。走這條路，我就能經過那個叫斯馬瑟斯的男孩的屍體被發現的地方。從發現他的屍體到現在，差不多正好一年。我想，要是我能找到那個地方，它的模樣大概跟發現屍體那天一模一樣。

我打開背包拿出電腦，調出昨天晚上從《落基山新聞》資料室裏下載的《芝加哥論壇報》剪報。屏幕向下滾動，我瀏覽著斯馬瑟斯一案的報道，直到找到描寫發現男孩屍體的那一段。發現者是一名動物園講解員，當時他剛離開女朋友的公寓，從林肯公園穿行而過，男孩的屍體就在一片積雪覆蓋的空地上——正是那年夏天室外地滾球聯賽美國對陣意大利的比賽場地。報道中說，那片球場就在克拉克大街盡頭靠近威斯康星大街的地方，在那兒能看到位於動物園的紅谷倉——那是芝加哥市糧倉系統的組成部分。

路上還算暢通，不到十分鐘我們便抵達了公園。我讓司機拐進克拉克大街，在進入威斯康星大街的路口靠邊停車。

地上積著厚厚的新雪，只有幾行腳印橫跨而過。人行道的長椅上也積了大約三英寸高的雪。公園裏的這片地方看起來就像完全荒廢了。我下了出租車，進入球場，知道其實現在已經看不到什麽了，但又暗暗有些期待。我不知道具體在期待什麽，也許是某種現場氛圍吧。剛走到一半，雪地上出現一串腳印，從左向右地截斷了我的路線。我跨了過去，繼續往前走，又一串腳印從右向左地攔下了我的路，看起來是有一幫人來參加聚會，聚會結束後又沿原路回去了。應該是些小孩子，我想。也許是要去動物園，如果現在還開放的話。我望向那座紅谷倉，就在這時，我注意到離我約二十碼的一株高大橡樹下放著花束。

我朝那棵樹走去，憑直覺猜到了我看到的是什麽：一周年紀念，以花祭奠。我走到樹下，發現這束花——鮮艷的紅玫瑰，就像濺在雪地上的鮮血——是假的，用木頭刨花制成。有人在樹幹的第一個分杈上放了一張在照相館拍攝的照片，一個男孩雙肘支在桌子上，兩手托腮，沖著鏡頭露出笑容。他穿著紅夾克、白襯衫，還系著一個很小的藍領結。我猜是他的家人放在這兒的。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麽不去孩子的墓前寄托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