柒、結案

關於刺馬一案，張之萬、魁玉、曾國藩、鄭敦謹四位大員反復公開強調說：“毫無確供。”既然沒有準確的口供，為什麽明知不應為而為之，一定要用一篇漏洞百出的口供給張文祥定罪呢？

之前慈禧太後對張之萬和魁玉的奏結大加訓斥，十分不滿，等看到曾國藩幾乎相同的奏結後，她終於明白了，刺馬案不可能再弄清了，這口氣必須得咽下去。她將不得不接受這一事實，以及稀裏糊塗的審案結果。在慈禧太後的首肯下，朝廷終於發出了諭旨，正式肯定曾國藩、鄭敦謹的奏結，以“張文祥潛通海盜圖謀報復”定案。這份漏洞百出的奏結最終成為官方認可的定讞，現存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同治十年（1871）二月十五日，曾國藩奉旨監斬，在江寧小營刑場將張文祥淩遲處死，並摘心致祭。馬新貽四弟馬新祐為了增加張文祥的痛苦，特命劊子手用鉤子鉤肉，鉤一下割一下，從上午九點到下午四點才割完。在殘酷的處刑過程中，張文祥始終未出一言，視死如歸，頗有英雄氣概。他的名字卻在史籍中被刻意改為“張汶祥”，“文”字加水，表示其江洋大盜的身份，有蔑視他的意思。

受到牽連的還有不少人。張文祥的兒子張長福時年十二歲，也受到牽連，被閹割後發往新疆為奴。其女張寶珍、張秀珍因許嫁已定，並不知情，各歸本夫。督標中軍副將喻吉三因疏於防護，被革去提督銜，降二級調用。把總唐得金等人均因失職罪名被斥革。

馬新貽被運回山東菏澤老家安葬。對於他的身後事，朝廷也極盡隆重之能事——同治皇帝親賜祭文、碑文；謚“端敏”；恩加太子太保，入賢良祠，以總督陣亡例議恤；在江寧、安慶、杭州、海塘、菏澤等地為其建造專祠，春秋官為之致祭。其子馬毓楨加恩賞給主事，分刑部學習行走。如此生榮死哀，實為晚清督撫中前所未有的待遇。但無論如何，隨著馬毓楨扶柩離開，馬氏在兩江再沒有任何勢力。

隨後，曾國藩具折奏請為已故督臣馬新貽於本籍建祠，奏折中稱贊馬新貽“家世謹厚，矜式鄉閭。生平踐履篤實，亦自卓然可傳”。曾國藩為人謹慎，從不輕易褒貶人，對一個從來就沒喜歡過的人，突然出這番贊語，實在叫人起疑。因為他和他的湘軍是刺馬案中唯一的受益者，因此也一度被懷疑是刺殺馬新貽的主謀。

空前絕後、轟動一時的刺馬案以張文祥一人之死落下了帷幕，但流言反而愈演愈烈。朝野議論紛紛，均說刺馬一案必定別有隱情，不能公宣於眾。從始至終參加會審的孫衣言為馬新貽寫了一篇神道碑銘，裏面寫道：“賊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實。而叛逆遺孽，刺殺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經斷，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懼。而獄已具且結，衣言遂不書諾。嗚呼！衣言之所以奮其愚憨為公力爭，亦豈獨為公一人也哉！”公然指責結案太過草率，背後隱情尚未查清。

孫衣言碑銘一出，輿論大嘩。然而，即使是慈禧太後，此刻也無力回天。審案已經長達八個月之久，前後介入審訊的官員多達五十余位，依舊是最初模棱兩可的結果，再追查下去，局面實在難以預料。只有息事寧人，才是最好的選擇。

最令人玩味的是刑部尚書鄭敦謹的行為。他在張文祥未明正典刑之前，已經決意離開江寧，明顯表示出對定讞結果的不滿。曾國藩贈送他二百兩白銀作為路費，以曾之為人，這已經是很慷慨了，還特意聲明這銀子出自廉薪。不料鄭敦謹一點都不念舊情，分文不取，銀子全部退回。倒是隨行的兩名郎中伊勒通阿、顏士璋每人各自收了一百兩銀子。鄭敦謹離開江寧之時，曾國藩率眾地方官員到江邊相送。從來喜怒不形於色的鄭敦謹一改常態，憤然登船，頭也不回地揚帆而去，只留給江寧人一個蕭然而蒼涼的背影。

離開江寧後，鄭敦謹的心緒並非就此平復下來，心頭百般復雜滋味，又是痛心，又是慚愧，又是不甘。他到達清江浦後，會見了新任漕運總督張兆棟，便刻意停留了幾日。不久，張文祥被淩遲處死的消息傳來。鄭敦謹勃然變色，聲稱自己得了重病，要立即回老家長沙去養病，不能回京，只打發兩名郎中代他回京交旨，並代他辭官。

鄭敦謹是以欽差大臣的身份出京，按照清制，不回京師交旨要重重治罪。兩名郎中極力勸阻，卻絲毫不得要領。追問鄭敦謹辭官的原因，他只答了八個字：“外慚清議，內疚神明。”這句話，正是當日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不當、招致朝野唾罵之時有感而發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