柒、結案（第2/2頁）

當日，鄭敦謹不計後果，堅持坐船回了長沙。他本是帶著雄心壯志和朝野上下的殷殷期望而來，然而形勢始終比人強，盡管他有“鐵面無私”的美譽，卻最終不得不無奈地屈服在形勢下，唯一能做到的，便是滿腔憤懣地離去。鄭敦謹歷有名績，《清史稿》對此評論說：“江寧之獄，論者多謂未盡得其情，敦謹未復命，遽解官以去，其亦有所未慊於衷歟？”（《清史稿卷四百二十一》）

慈禧太後知道鄭敦謹離開後一度十分惱怒，自己派出去的人，只有去的，沒有回來的，馬新貽是一個，鄭敦謹又是一個，這還像什麽話。還是恭親王奕訢代為圓場，慈禧太後這才沒有追究鄭敦謹的責任。此後，鄭敦謹始終不再出仕為官，孤燈衾影中，只剩下綿綿不盡的自慚與嘆息，直至最後終老於鄉裏。

鄭敦謹的兩個隨員回到北京後，結局也令人困惑。滿郎中伊勒通阿奉旨回鄉，“給全俸”頤養余年；漢郎中顏士璋則被外放到蘭州做替補知府，不久即回籍賦閑。

顏士璋回到老家後，寫了一本《南行日記》，記述了跟隨鄭敦謹赴江寧審案的全部過程。他的曾孫顏牧臯曾經看過這本日記，說其中白紙黑字地寫著：“刺馬案與湘軍有關……刺馬案背後有大人物主使。”

當時也有不少人認為刺馬案肯定與湘軍有關。曾任江蘇巡撫、湖廣總督的郭柏蔭對孫子郭公鐸說：“張文祥行刺有幕後慫恿者，應是這一類人物，最初有意制造流言的，也是他們。”二話如出一轍——馬新貽表面死於流浪漢張文祥之手，其實是死於湘軍之囂張氣勢。

對於馬新貽被刺的原因，李鴻章曾感嘆說：“若七年秋不妄更動（指同治七年馬新貽上任兩江總督一事），或谷山（馬新貽字）僻在海濱（馬新貽原任閩浙總督），竟免斯厄。每讀負乘致寇之語，不禁瞿然。江介伏莽最多，非極威重，不足銷無形之隱匿也。”（《李文忠公全書》）大概的意思是說，馬新貽接了本不該屬於他的兩江總督位置，這就是他必須死的原因。可謂一語道破了天機。

而一度被懷疑是刺馬案最大主謀的曾國藩則穩坐兩江總督寶座，直到兩年後死去。兩江總督寶座從此長期掌握在湘軍一系手中，其他人絲毫不敢染指問津。盡管曾國藩及其繼任者最終並未割據分權，但“重地方、輕中央”政治局面的形成已經不可避免。

自太平天國興起，朝政大權逐漸落入漢人重臣之手，清廷的權威極大地被弱化。能令這些漢族重臣在朝中立身保命的並非所謂的蓋世奇功，而是其手中直接或間接掌控的龐大的地方軍事力量，曾國藩如此，李鴻章也是如此。湘軍和淮軍的出現確實挽救了岌岌可危的清王朝，令其統治多苟延殘喘了幾十年，但湘軍、淮軍首腦人物也借此進入了中央要津，開始左右政局，由此開近、現代軍閥割據的源頭。直到民國初，割據中國的軍閥無不與湘軍有著千絲萬縷的淵源關系。

無論馬新貽被刺案有何重大背景來歷，案發後的審訊調查過程和結局卻充分彰顯了中央皇權日益衰弱、政令不及地方的無可奈何。從始至終，刺馬案的本質不過是清朝中央集權和地方軍事集團的較量，而最後還是以朝廷的公開退讓而告終。

但慈禧太後也不是沒有絲毫的報復行為。最初鄭敦謹到達江寧主持審理刺馬案，有人趕來暗示他，萬一張文祥胡亂指認湘軍將領該怎麽處理，其中特別提到了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黃翼升的水師軍紀極壞，但有曾國藩的庇護，一直安然無事。曾國藩死在兩江總督任上後，慈禧太後急不可待地拿黃翼升開刀。不過這次她學乖了，沒有派出什麽心腹股肱之臣，而是選派了另一湘軍將領彭玉麟出馬，以湘制湘。

彭玉麟幼年曾與親戚之女梅姑有白頭之約，但後來梅姑被父母逼迫另嫁他人，梅姑為此殉情而死。彭玉麟痛不欲生，此後雖然仕途顯赫，但一有閑暇，便要畫梅花。“無補時艱深愧我，一腔心事托梅花”。即使在戎馬倥傯之時也是如此，表示無忘梅姑。這個習慣保持了一生，到死之時，他一共畫了十萬多幅梅花圖。

彭玉麟為人頗有正義感。跟鄭敦謹一樣，有“鐵面無私”之稱。他奉旨巡視水師，發現長江水師確實問題嚴重，首當其沖的就是提督黃翼升。黃翼升自知曾國藩一死，靠山已倒，只好以傷病為名，主動上疏請求辭職。上諭不久即到，嚴厲斥責黃翼升，準其革職，黃翼升從此失意於官場。直到光緒十八年（1892），慈禧太後歸政於光緒皇帝，黃翼升才由光緒重新起用為長江水師提督，不久便死於任上。此刻，清朝滅亡的腳步已經越來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