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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岡坐在新幹線回聲號的綠色車廂中段，追憶往昔。頭頂的架子上放著高爾夫球袋。那是美國的名牌產品。

那時，日星建設和自己還年輕。

圍標進入尾聲，可有一家公司就是不肯讓步，還狗急跳墻威脅其他公司。那麽其他公司要怎麽辦呢？

幹事召集剩下的六位公司代表說道：“我也說過他了，可就是不管用，要是就這麽放他回去，我們的處境就不妙了。沒辦法，拿到投標權的公司能不能多多包涵……”

談判大致告一段落。狗急跳墻的那位代表也知道該什麽時候收手。他雖然撂了些狠話，但那並不是真心話。如果得罪了其他人，這家公司就會被在場的其他公司，以及整個業界排擠，走向滅亡。

幹事一聲令下，眾人便開始進出各個房間，悄悄收拾殘局。於是三組中有三家公司脫穎而出，再加一家“輪空”的公司，一共四家。再將四家公司分成兩組，四選二。最終選定一家公司。一般的圍標就是這個流程。

有時也會通過投票和抽簽的方法決定工程的走向。然而，那表面上雖然是碰運氣，結果其實是事先商量好的。

圍標本來就不是能夠簡單談出結果的事情。投標前一天開始的圍標，會從上午一直談到下午五點，然後再從會館的房間轉移到料理店接著談，偶爾甚至要進行到深夜。有時眼看著就要投標了，還沒談妥。這時就需要拖延時間了。

怎麽個拖延法？

如果預算價格是一億日元的話，就用兩億日元的價格投標。發訂單的政府官廳肯定會說：“重新來過！給你們三十分鐘時間，好好想想！”

於是建築公司們就會利用這段時間繼續圍標。

然而，總是擾亂圍標秩序的“煩人公司”，就會成為其他公司的眼中釘。他們會想方設法除掉障礙。

有一個方法就是，其他公司合謀誹謗這家公司，向議員和官員們說它的壞話。

“那家夥的態度特別橫，總讓我們把工程讓給他，破壞了整個圍標的秩序。”

“那家公司找了一群人胡作非為，企圖破壞秩序，從中漁利啊！”

“他說是老師（議員們）讓他加油爭取項目的，那簡直就是把責任推卸給各位議員老師嘛！”

“那家夥到處宣揚自己跟課長的關系好，還說自己認識課長的情婦呢，滿口胡言。要是讓這種人參與競標，課長的名聲都毀了。”

“那家夥到處參加圍標，向其他公司的代表要錢，還去圍標現場攪局，從獲得投標權的公司那裏收取‘封口費’，那些錢都進了他自己的腰包，我看他又是造房子，又是出錢讓女人開店……”也有這樣的密信。

列車往東駛去，關原山間的風景掠過窗邊。這是一條下坡路，車速更快了。人家越來越多，看來離大城市越來越近了。頭頂的高爾夫球袋隨著列車的搖動發出低沉的響聲。味岡身旁坐著一個打扮入時的女子，戴著一副墨鏡，用手撐著頭打起了瞌睡。時尚的無袖夏裝底下，露出一雙曬成小麥色的手臂，莫非她剛去做過海水浴不成？她也是京都站上車的，但沒有和味岡說過一句話，也沒有人與她說話，看來是獨自乘車。

味岡依舊看著窗外的風景，回憶往事。那些風景對他來說沒有任何意義，只是映出他過去經歷的屏幕罷了。

在其他同行的厭惡與排斥下，能走到這一步真不容易啊……

味岡一邊收起回憶長卷，一邊反省自己這半生。正是這些辛苦，讓日星建設成長成了一流企業。味岡不斷教育自己的年輕部下，將“積極主義”刻進他們的腦種。同甘共苦的社長星井英雄已經六十五歲了，他曾說過，過個一兩年，自己就要退居二線當會長去，把社長的寶座讓給味岡。

他又從這些經驗裏學到了什麽呢？

在參加地方公共事業投標的過程中，味岡逐漸明白，地方公務員聽地方自治體（比如町、村）議員的，自治體議員聽縣議會議員的，縣議會議員又聽國會議員的，上下級關系非常明確。

地方的建築公司，又和自治體的官員有關系。畢竟官員們就是發訂單的人。這些官員表面上受到議員們的牽制，但又不會唯命是從。如果工程夠大，中央官廳也會參與進來。建設省與自治省會接觸工程，但是工程費用的補貼就是大藏省的管轄範圍了。地方自治體的議員自然說不上話，即使是國會議員，也必須是對大藏省有很強影響力的人才能發揮得了作用。然而，能有如此影響力的國會議員，寥寥無幾。

沒有比官員更有權力的人物了。尤其是大藏省的官僚，明治維新以來，他們心中一直懷有一種精英意識，覺得自己比其他官僚高出一等，從不把別人放在眼裏。編制預算的時候，各省高級官僚對待大藏省的態度，就是大藏省地位的最佳寫照。他們對待主計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