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陰陽之屍 第一章 陰陽屍（第2/3頁）

我們一起找到了六個黑色塑料袋，只有下水道的袋子被擦破了，其他袋子被發現時仍包裝嚴實，這就排除了是拋屍現場無關證物汙染的可能性。可罪犯若在室外分屍，那為什麽拋屍範圍這麽大，而且碎屍如此徹底，這又形成一個矛盾。不過，在80年代末，許多住戶的房子並沒有瓷磚地板，都是水泥粗地，屍塊有附著物很正常，但屍塊上還有草、葉等物，這讓我和謝增龍再一次陷入僵局。

事情出現轉機，那是一個月後了，李秀華的鄰居趕來公安局報案，說那個胖胖的中年男人摸進了李秀華的家裏。等民警趕去時，胖男人被逮了個正著，可他堅持否認李秀華的死與他有關，還說他並不知道李秀華已經死了。

經查證，那個胖男人叫韋安，住在縣城外的林場裏，是林場承包人。一年前，韋安認識了李秀華，漸漸地他們就好上了。據韋安交代，一個多月前他到鄰縣賣木材，現在才回來。李秀華是在一個多月前遇害的，時間過去那麽久了，他找不到不在場證明，也沒人能為他作證。

我和謝增龍跟隨民警到林場時，一看見韋安的住處就明白了，那裏就是兇案第一現場，因為那是一座偏僻的院子，韋安離異後獨居在那裏，四周沒有一處人家，分屍不必怕被別人撞見。院子明顯被人清洗過了，我們也沒有在廚房和洗澡房檢查，當時一進去，看到院子裏的泥砂是黑色的，地上還有落葉，於是就拿起鏟子在土色較新的地方挖了挖，結果一挖就挖出帶有臭味的土塊，血液已經變色了，但仍有些許屍體的肉沫被夾在泥砂中。

盡管鐵證如山，但韋安仍否認他殺了李秀華，這時他離異的妻子也帶著兒子來趕來，一家人都哭哭啼啼地說自己是清白的。李秀華不是本地人，她的親人一起趕來時，遇到了韋安的家人，兩幫人就在公安局門口打了起來。謝增龍去勸架時，被韋安的兒子打破了頭，說是我們被李秀華的家人買通了，栽贓了韋安。韋安的前妻和兒子不依不饒，打了人不算，還堅持讓別的機構重新驗屍。

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發布的《屍體解剖規則》第二條明確規定：“法醫解剖：限於各級人民法院、人民檢查院、公安局以及醫學院校附設的法醫科（室）進行。”鑒於這條規定，公安局肯定不同意韋安前妻和兒子的要求，況且在2005年以前，社會上能做法醫鑒定的機構並不多。（在2005年10月，國家發布了一個規定，全面停止人民法院的法醫鑒定，這使得社會的法醫鑒定機構如雨後春筍，但也參差不齊。）

我看到兩家人在外面打起來，拉開了他們，後來謝增龍就跟我說，走，朱明川，今晚再去研究研究，我們不能冤枉好人。那一刻，我忽然覺得法醫很難做，可也必須做下去。世界上有太多的不公，我們沒有能力做超人拯救世界，但至少可以還一個公道給那兩家人。

當時，我們先搞清楚了室外分屍和室內分屍的矛盾之處，可仍對兩種性染色體有疑問。我幫謝增龍額頭的傷做包紮時，嘴裏罵了韋安的兒子，想替好兄弟出口氣，可忽然靈光一閃，想到了李秀華為什麽會有兩種染色體。既然李秀華身體並非異常，那極可能是李秀華已經懷有身孕，且胎兒是男性。碎屍後，這兩種染色體混在一起了，單從屍塊來看，也不可能看得出這其實是兩個人的屍塊。

碎屍不是隨便碎的，一定有深仇大恨，或者有某種行為激怒了兇手。我們首先懷疑，韋安的前妻和兒子有嫌疑，可他們都住在桂林市，離縣城非常遠，一個月前都在桂林老家那邊。這樣一來，問題又繞回韋安身上，難道他真的兇手，只是嘴硬而已嗎？

我看著那些黑色塑料袋的照片，腦海卻一直是兩家人打鬧的情景，可袋子上沒有指紋，什麽線索都沒有，這要如何將兇手繩之以法呢？最後，我在看到拋屍地點的那幾張照片時，終於意識到兇手雖然狡猾，但留下了一個致命的證據。

在這裏，我要解釋一下，法醫的工作範圍，因為上面這段文字看起來，我好像把所有的刑偵工作都做了。法醫學的研究包括：屍體檢查、活體檢查、物證檢驗、文證審查、現場勘察等五大類。其中，現場勘察是指通過對犯罪現場或事故場所的檢查，借以發現與案件相關的人和物及其相關性，為判明案件性質，揭露與真實犯罪進一步提供證據——拋屍現場亦是法醫的“地盤”。

我看完照片，心裏很激動，把想法和謝增龍一說，兩人一拍即合。那是什麽證據呢？時間過去一個多月了，證據還可能在拋屍地嗎？不會被其他人和物汙染嗎？答案是，不，完全不會！

兇手很狡猾，戴了手套，在那個年代就知道不要留下指紋，真的很聰明。可是，兇手記得作案時戴了手套，但拋屍時，很可能是赤手扳開了下水道的井蓋，蓋子下面留下了指紋。事實證明，我們是對的，蓋子下面除了幾個無關人員的指紋，還有幾枚身份不明者的指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