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陰陽之屍 第四章 特別證人

2007年2月，我開始在南寧市公安局青秀公安分局刑偵一大隊做法醫，上任不到一個月就遇到了一件奇案。

那天上午，我們接到群眾舉報，有個老人在小區裏上吊自殺了，可他們懷疑現場是被偽造的。死者叫姚大勇，已經70歲了，身體不好，常年背藥罐。群眾反映，姚勇喜歡在小區的樹下與老年人們打牌，當天還沒察覺他有異常情況，誰知道第二天就驚聞他自殺了。姚勇的妻子前年去世了，他只有一個兒子，兒子經常抱怨沒時間照顧老人，因此大家就懷疑是死者的兒子行兇。

技術中隊一行人趕去現場時，死者姚勇已經被兒子從高高的水管上放了下來，並清理了現場。由於死者兒子不知道我們會趕來，他對此很驚訝，也很生氣，對圍觀的群眾一頓痛罵，指責他們橫生事端。這種情況很常見，但正如英國作家丁尼生所言：It is better to fight for justice than to rail at the ill（中文意思：與其責罵罪惡，不如伸張正義）。

我靜下心來，只看了一眼屍體，當即就瞧出了問題——死者不是自殺的，現場是被人偽造的。那我是怎麽看出來，死者並非自殺，而是他殺呢？

這一點，我首先要糾正一下，電視劇給大家長期造成的一種誤解。很多演員在拍戲時，偽造他人的自殺現場，通常都是從死者身後竄出來，並拿著一根繩子將人勒死。我後來辦過許多案子，很多罪犯也是憑這種錯誤的印象，這才在犯罪過程中被逮住。在現實中，如果一個人真的下決心上吊自殺，那麽屍體上的勒痕應與地面垂直，至少接近80度到90度。否則，兇手殺完人再把屍體吊上去，傻子都能看出破綻，因為勒痕會不重疊，而大部分演員拿了繩子就是從人家身後使勁往後勒。

姚大勇的兒子聽完的講解，當場否認殺過人，還聲稱他昨晚加班，但無法提供不在場證明，因為公司裏只有他一個人，公司也沒安裝過監視器。死者的兒子堅稱自己是親白的，可房門沒有撬鎖的痕跡，一切都像是熟人作案。經過走訪調查，我們得知姚大勇平時只與鄰居們在樓下打牌，極少請人進屋裏做客，能自由進出姚家的人只有姚家父子。

為了偵破此案，我們就找來案子裏最重要的證據，即勒死姚大勇的麻繩。麻繩是姚家綁蛇皮袋用的，一起有兩根，其中一根被用來實施犯罪了。我們無法在麻繩上提取指紋，因為繩子太粗糙了，最好的辦法就是提取DNA，作為案子的生物物證。

DNA是脫氧核糖核酸的簡稱，是存在於生物細胞中的遺傳物質。由於個體間的DNA差異及遺傳規律，DNA鑒定在偵查破案和司法審判領域中具有極高的識別率。因此，有人將DNA稱為“特別證人”。

在這裏，我又要向大家作一個介紹，那就是中國法醫的DNA發展歷史。

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公安科技百廢待興，法醫物證技術更是設備簡陋、技術單一，只能看看細胞，查查血型，根本無法直接認定嫌疑人。DNA在中國首次用於實際案件檢驗，那是在1989年9月，之後一個叫葉健的人研究出兩步裂解法，在強奸案及強奸殺人案件的偵破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不過，DNA技術和檢驗標準是在2001年後才漸漸普及的，真正於全國範圍內將DNA技術用到刑偵中，也是在那之後。

如果我沒記錯，2006年9月29日，南寧市公安局刑偵支隊“三基”工程建設的DNA實驗室才正式亮相。事實上，當時這個DNA實驗室已有4年的成長過程，南寧市公安局利用DNA檢驗技術破獲的首起案件，是在2002年6月底。那時候，刑科所只有一套DNA檢驗設備，兩名DNA檢驗員。

話說回來，我們提取麻繩的DNA後，立刻與姚大勇兒子的DNA樣本做檢驗及比對。一開始，姚大勇的兒子並不同意采集他的DNA樣本，以為我們要陷害他，在知道這能排除他的嫌疑後，他才欣然應允。

在很多罪案劇中，技術人員總是把沾有樣本的棉簽頭往試管裏一丟，搖一搖然後送到機器上去，電腦屏幕上馬上就能彈出一個碩大的比對結果“MATCH”（符合），但那些都是戲劇化的描述。其實，僅僅是檢材的提取，就是極其繁瑣的環節。試驗時，法醫們拿起剪刀，將攜帶檢材的物件剪成小片放入離心管，進行分離純化，然後對DNA片段進行擴增，最後進入DNA圖譜分析。一套流程走下來，至少要花費12個小時。如今，為滿足偵查辦案的實際需求，鑒定時限已由原先的30個工作日轉變為3、5天。若換作以前，等一個鑒定結果能把人等死。

幾天後，我們從DNA實驗室拿到了結果，可卻出人意料。麻繩上的DNA除了死者的，還有另一個人的，可那個人並不是死者的兒子。如此一來，姚大勇的兒子被證明是清白的，可兇手是誰呢？誰還能自由出入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