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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一早，我正在擦拭耳垂上的爽身粉，門鈴響了。我走過去拉開門，見到一雙紫羅蘭色的眼睛。她這回一身褐色亞麻衣裙，紅辣椒色的圍巾，沒戴帽子，也沒佩戴耳環。她看上去有些蒼白，但不像經常被人推下樓梯的樣子。她對我報以猶疑的一笑。

“我知道不該來這兒打攪你，馬洛先生。你大概還沒用早餐吧。可我不太願意去你的辦公室，我也討厭打電話講私事。”

“沒關系，進來吧，韋德夫人。你要不要喝杯咖啡？”

她走進起居室，坐在長沙發上，目光茫然。她將提包平擱在膝上，雙腳並攏端坐著，顯得十分規矩。我打開窗戶，拉起百葉窗簾，拿起她面前茶幾上放著的臟煙灰缸。

“謝謝。請給我杯黑咖啡，不加糖。”

我走進廚房，在綠色金屬托盤上鋪了張餐巾紙，看上去像賽璐珞硬領一樣低劣。我把它揉成一團，拿出一條綴著流蘇的餐巾，這玩意兒還配有小三角餐巾，是這房子裏原來就有的，和這裏大部分家具一樣。我拿出兩個印有沙漠玫瑰圖案的咖啡杯，斟滿咖啡，端著托盤回到起居室。

她啜了一口。“非常好，”她說，“你煮得一手好咖啡。”

“上一次和別人一起喝咖啡恰巧就在我進班房之前，”我說，“我想你知道我坐過牢，韋德夫人。”

她點點頭。“當然。他們懷疑你幫他逃跑，是不是？”

“他們沒有說。他們在他房間裏的一個便箋本上發現了我的電話號碼。他們向我提問，我不回答——主要是因為他們問話的方式，我想你不會有興趣聽。”

她小心地放下咖啡杯，往後靠了靠，微笑著看向我。我問她是否想抽煙。

“謝謝，我不抽煙。我當然有興趣。我們有個鄰居認識倫諾克斯夫婦。他準是瘋了。他根本不像那種人。”

我拿出一支鬥牛犬式煙鬥，填滿煙絲，點上。“我想也是，”我說，“他一定是瘋了。他在戰場上受過重傷。他死了，一切都過去了。我想你不是為討論這個而來的吧。”

她緩慢地搖搖頭。“他是你的朋友，馬洛先生。你肯定有自己堅定的看法。我覺得你是一個相當堅定的人。”

我按實煙鬥裏的煙絲，重新點上，同時不緊不慢地隔著煙鬥打量她。

“嘿，韋德夫人，”最後我說，“我的看法無關緊要。怪事天天發生。最不可能犯罪的人犯了最不可能犯的罪：慈祥的老太太毒死一家子；眉清目秀的孩子多次持槍搶劫行兇；二十年沒有汙點的銀行主管被查出長期盜用公款；功成名就而且按理來說應該感到幸福的小說家成了醉鬼，把老婆打得進了醫院。我們甚至對自己最好的朋友的行為動機一無所知。”

我以為這麽說會激怒她，可她除了抿緊嘴唇眯細眼睛之外，沒有什麽其他反應。

“霍華德·斯潘塞不該告訴你這些，”她說，“是我的失策，我不知道怎樣避開他。打那以後我明白了，要是男人喝得太厲害，有一件事情你絕對做不得，那就是去勸阻他。這個，你一定比我清楚得多。”

“你當然不能用嘴巴去跟他講，”我說，“要是你運氣好，而且有力氣，有的時候可以阻止他傷害自己或別人。即便那樣，也得靠運氣。”

她輕輕拿起咖啡杯和碟子。她的手十分迷人，就像她身上的其他部位一樣。指甲的形狀修得很優美，塗了極淡雅的指甲油。

“霍華德是否告訴你這回他沒見到我丈夫？”

“說了。”

她喝完咖啡，將杯子小心地放回托盤，手指撥弄了一會兒茶匙。接著她開口說話了，但眼睛並不看著我。

“他沒告訴你為什麽，因為他不知道。我很敬重霍華德，但他是那種好管教人的人，什麽事情都想管。他覺得自己非常善於管理。”

我等著，一言不發。又是一陣沉默。她靜靜地望了我一眼，收回目光轉向別處。她極其輕柔地說：“我丈夫已經失蹤三天了。我不知道他去了哪裏。我來這兒請求你去找他，把他帶回家。哦，這事情以前發生過。有一次他自己把車一直開到波特蘭，病倒在那邊的一家旅館裏，找了醫生幫他醒酒。開了那麽遠竟沒惹上麻煩，他是如何做到的，實在令人驚奇。他三天沒進食。還有一回，他去了長灘一家瑞典人開的提供清洗腸道服務的土耳其浴場。最近一次，去了一所名聲可能不怎麽好的私家療養院。距今還不到三星期。他不告訴我那地方叫什麽名字，也不說在哪裏，只說他在那裏治療，沒有問題。可他看上去極為蒼白虛弱。他被送回家時，我匆匆瞥了一眼送他的人。那是個高個子年輕人，穿著只有在舞台上或者彩色音樂片裏才見得到的過分考究的牛仔裝。他在車道上讓羅傑下了車，倒車後馬上就開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