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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你覺得自己多麽精明能幹，也得從某個地方著手：某個名字，某個地址，某個社區，某種背景，某種環境，某個參照點。但我手上有的只是一頁皺巴巴的黃紙，上面寫著：“我不喜歡你，V醫生。但眼下你是我需要的人。”單憑這頁紙，我等於在太平洋裏撈針，花一個月遍訪列在半打縣醫療協會名單上的成員，到頭來只落得兩手空空。在我們的城市裏，江湖醫生像豚鼠一樣繁殖得很快。以市政府為中心，一百英裏之內有八個縣，每個縣裏任何一個小鎮都有醫生。有些醫生名副其實，有些只不過是通過函授課程取得資格證書，可以挖挖雞眼，或者在你背脊上蹦跶蹦跶。名副其實的醫生有些富有，有些則挺窮，有些講醫德，有些則不一定講究得起。家裏有錢的初期酒精中毒病人是懶得使用維生素和抗生素的糟老頭們的財源。但沒有線索真是無從下手。我沒有線索，艾琳·韋德要麽沒有，要麽不知道自己有。而且，即使我發現有人符合條件，名字也以V開頭，事關羅傑·韋德，那也完全可能是個虛構出來的人物。那個句子可能是韋德醉眼迷離時腦子裏碰巧閃過的東西，就好比提到斯科特·菲茨傑拉德有可能只是一種特別的道別方式。

這種情形下，小人物就得求助於大人物的腦瓜了。我於是打電話給貝弗利山莊卡恩機構的一個熟人。卡恩是個時髦機構，專門護衛上層階級——所謂護衛，幾乎涵蓋了一只腳踏進法律禁地的任何事情。那家夥名叫喬治·彼得斯，他說如果我能很快把事情說清楚，他可以給我十分鐘。

卡恩機構位於一棟粉紅色四層建築的二樓，占了半個樓面。電梯門開關由電子眼自動控制，走廊涼爽而安靜，停車場每個車位都標有名字，前廳外面有位藥劑師，配安眠藥配得手腕都腫了。

門外側是淺灰色的，鑲著凸起的金屬字母，醒目鋒利如一把新刀：卡恩機構。傑拉爾德·C．卡恩，總裁。下面是一行小字：入口。像是一家投資信托公司。

進門是一間小而難看的接待室，但這難看是花足了心思和金錢的。家具是猩紅和深綠色的，墻壁是沉悶的布倫茲維克綠；墻上掛的畫裝了鏡框，鏡框也是綠色的，但色調暗了幾度。畫面上是幾個騎著大馬正要瘋狂地越過高高的籬笆的紅衣人。另外有兩面沒邊框的鏡子，上面塗了薄薄的一層叫人看了不舒服的淡粉色。打磨得鋥亮的白桃花心木桌上放著新到的雜志，每本都套了透明塑料封皮。布置這房間的家夥一定“色”膽包天。他有可能穿紅辣椒色襯衫，配桑葚紫褲子、斑馬紋鞋，大紅內褲上還用亮麗的橘紅絲線繡著姓名首字母。

這整個房間只是個門面。卡恩機構每天至少要向每個客戶收一百塊，客戶要的是上門服務，他們才不會坐在接待室裏。卡恩是個退伍憲兵上校，一個白裏透紅的大個子，結實得像塊木板。他曾邀請我加入，可我還沒走投無路到那種地步。當渾蛋有一百九十種招數，卡恩沒有哪種不精通。

磨砂玻璃門拉開了，一名前台接待瞧著我。她臉上掛著職業性的笑容，還有一雙能看清你褲兜裏的錢夾中有幾張鈔票的眼睛。

“早上好。請問能為你效勞嗎？”

“找喬治·彼得斯，我姓馬洛。”

她將一本綠皮本子放在台子上。“他是否在等你，馬洛先生？我沒在預約登記本上查到你的名字。”

“是私事。我剛跟他通過電話。”

“明白了。你的姓怎麽拼，馬洛先生？還有你的名字呢？”

我告訴了她。她寫在一張狹長的表格上，然後把表格的一邊插進計時鐘。

“這是做給誰看的？”我問道。

“我們這裏非常注意細節，”她冷冷地說，“卡恩上校說過，你永遠料想不到芝麻小事何時會變成致命大事。”

“或者反過來。”我說，但她沒有領會。她做完登記，擡頭說：“我會向彼得斯先生通報你來了。”

我說我很榮幸。過了一分鐘，嵌板上有道門打開了，彼得斯招呼我走進一條漆成戰艦灰的走廊，兩側是一格格小辦公室，像囚房一般。他的辦公室天花板上裝了隔音設備，一張灰色鐵書桌，兩把配套的椅子，灰色台子上放著灰色錄音機，電話機、筆架、墻壁和地板是同一種顏色。墻上掛著幾幅鑲了鏡框的照片。一幅是卡恩頭戴雪花蓮式鋼盔的戎裝照；一幅是卡恩身著便裝坐在辦公桌後面，一臉高深莫測。還有一幅勵志小匾，硬邦邦的字體，灰色底紋。上面寫著：

在任何時候任何場合，卡恩機構的偵探必須維持紳士儀表和談吐。沒有例外。

彼得斯兩大步走到房間另外一頭，挪開一幅照片，背後墻壁裏嵌著灰色的麥克風拾音器。他把它拉了出來，拔掉接線，再塞回去，然後把照片移回原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