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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審弄得一團糟。法醫生怕大眾對他失去興趣，還沒拿到完整的醫學證據，就跑到法庭上來了。其實他的擔憂實屬多余。作家之死——即便這位作家名噪一時——這新聞也不會熱多久。那年夏天，有太多新聞同台爭艷。某位國王退位，另一位國王遭遇暗殺。一個星期之內，三架大型客機墜毀。某家通訊社的首腦人物在芝加哥自己車裏遭遇槍擊斃命。二十四名囚犯在一場監獄大火中被燒死。洛杉磯縣的法醫運氣不佳，錯過了一生之中的華彩樂章。

我走下證人席時，看見了甜哥兒。他臉上明顯掛著歹毒的笑容——我不明白為什麽——一如往常，他穿戴得有點太過考究，可可色華達呢西裝，白色尼龍襯衫和深藍色領結。他在證人席上沒多說話，給人印象不錯。是的，主人最近經常喝得爛醉；是的，樓上手槍走火那晚他幫著把主人擡上床；是的，最後一天在他——甜哥兒——離開前，主人要他去拿威士忌，不過他拒絕了；不，他一點兒也不懂韋德先生的文學創作，不過他知道主人很消沉，不斷地把寫的東西扔進字紙簍，又從裏面撿出來；不，他從來沒聽見過韋德先生跟誰發生口角……等等等等。法醫想套他的話，但沒問出什麽東西。有人已經很好地調教過甜哥兒了。

艾琳·韋德穿著黑白兩色的衣服。她臉色蒼白，聲音低沉而清晰，即便通過擴音器，也一點兒沒走調。法醫加倍溫和體貼地對待她，跟她說話時，聲音抑制不住似的帶著哭腔。她走下證人席時，他起立鞠躬，而她則飛給他一個不易覺察的微笑，幾乎使他被自己的口水嗆死。

她出去時經過我跟前，幾乎沒看我一眼，最後一刻，她頭稍稍轉過來幾寸，微微一點，好像我是她很久以前見過但一時又記不起來的人。

庭審結束後，在法庭外面的台階上，我碰見了奧爾茲，他正望著下面的車流，或者假裝望著。

“幹得漂亮，”他頭也不回地說，“祝賀你。”

“你對付甜哥兒有一手。”

“不是我，夥計。地區檢察官認為情色與本案無關。”

“情色指什麽？”

他看著我。“哈，哈，哈，”他笑著說道，“我不是指你。”他的表情變得淡漠。“這些年我看得太多了，都膩了。這可是一瓶不同尋常的酒啊，私藏的陳年佳釀，專替上等人準備的。再見，夥計。你什麽時候穿上二十塊錢一件的襯衫，招呼我一聲，我過來為你拎包穿大衣。”

人們繞過我們沿著台階走上走下。我們只管站在那裏。奧爾茲從口袋裏掏出一支煙，瞧了瞧，而後扔在水泥台階上，用鞋後跟碾得粉碎。

“豈不浪費。”我說。

“一根香煙罷了，老兄，不是一條命。過些日子，也許你會娶了那姑娘，嗯？”

“去你的。”

他陰郁地笑笑。“我總是找對了人，卻說錯了話，”他酸酸地說，“你不反對吧？”

“不反對，警官。”我說著擡腳往下走。他還在我背後說了些什麽，我只管繼續走自己的路。

我走進弗勞爾街的一家鹹牛肉鋪子，這裏的東西很合我胃口。門口掛著一塊措辭粗魯的牌子：“只限男人。狗和女人莫入。”裏面的服務也一樣粗魯。需要刮臉的侍者把食物朝你面前一丟，不管你願不願意，先扣下小費再說。食物很簡單，但味道實在好。他們還賣一種棕色的瑞典啤酒，烈的程度不下於馬丁尼。

我回到辦公室時，電話鈴在響。奧爾茲說：“我去你那邊，我有話要說。”

他準是在好萊塢分局或附近，不到二十分鐘他就到我辦公室了。他一屁股坐進顧客座椅，架起腿，低聲說：

“我說得過頭了，包涵。忘了那些話吧。”

“為什麽要忘了？我們不妨揭開傷疤瞧一瞧。”

“合我胃口，不過別太張揚。在有些人眼裏你一肚子壞水，不過我從來不知道你幹過什麽缺德事。”

“二十塊錢一件的襯衫是什麽意思？”

“噢，見鬼，我不爽快而已，”奧爾茲說，“我在想那個波特老頭，好像他讓一個秘書吩咐一個律師叫地區檢察官告訴赫南德茲警監你是他的私人朋友。”

“他不至於費那份心吧。”

“你見過他。他抽空見了你。”

“我見過他，就這樣。我不喜歡他，不過興許是忌妒。他派人來找我，給我一些建議。他是巨頭，很厲害，除此之外我就不知道還有什麽了。我不覺得他是什麽缺德的家夥。”

“不可能雙手幹幹凈凈地掙到一億塊，”奧爾茲說，“頭兒也許會覺得他自己的手挺幹凈，可是在這個過程中，一些人被逼到墻角，興旺的小生意遭遇釜底抽薪，只得低價轉賣，正派人丟了飯碗，股票市場被人操縱，代理權以低得可憐的價錢賣出。抽取百分之五利潤的掮客和大律師事務所捍衛富人的利益，打敗對大眾有益的法律，為此收取幾十萬傭金。金錢就是權力，而權力被濫用了。這就是所謂制度。說不定這就是我們能擁有的最出色的制度了，不過實在令人不敢恭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