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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勒弗爾德是靠近漢諾瓦的一個小鎮，賈斯丁搭了兩天火車一路顛簸，最後總算抵達目的地。他冒充艾金森的身份，住進火車站對面一家尚佳的旅館，到鎮上進行偵察，吃了一頓不會令人側目的餐點。夜幕低垂後，他寄出了信件。這是間諜慣用的手法，他心想，一面走向轉角處沒有亮燈的房子。他們從睡搖籃開始就學會眼觀四路。他們就是用這種方法走過黑街，掃描門口、轉彎：你是在等我嗎？我以前是不是在哪裏見過你？然而，他一寄出信，常識立刻斥責自己：忘掉間諜吧，白癡，要寄信，搭出租車去寄不就得了？如今光天化日之下，他再度朝著轉角的房子前進，這時以不重樣的恐懼來懲罰自己：他們有沒有在監視？他們昨晚有沒有看到我？他們是不是計劃我一到就逮捕我？有沒有人打電話給《電訊報》，查出我這個人根本不存在？

搭火車前來的路上，他睡得很少，昨晚在旅館裏則徹夜未眠。他身上已經不帶大批文件了，也沒有帆布公文包，沒有筆記本電腦或隨行物品。需要保存的東西，全都寄到漢姆住在米蘭的老嬸嬸家去了。沒有寄出去的，就躺在地中海海岸兩英尋深處。負擔沒了，他落得輕松，行動起來也格外輕盈。他的五官皺紋更加明顯，眼珠裏面的光芒更加強烈，賈斯丁有此自覺。他很滿意的是，特莎的使命自此開始成為他個人的使命。

轉角處的房屋是棟有角樓的德國城堡，有五層樓高。一樓塗抹了叢林般的條紋，白天看起來才知道是鸚鵡綠加橙色。昨晚在水銀燈下，看似病懨懨的黑白火焰。樓上有幅壁畫，所有種族的勇敢兒童對著他淺笑，令他想起特莎筆記本電腦裏揮手的小孩。這些兒童真實地生活在一樓的窗戶裏，圍著一個又煩又累的女老師坐著。他們旁邊的窗戶裏陳列著講述可可豆成長過程的手工制品，附上可可豆的相片，相片已有卷曲的現象。

賈斯丁假裝不感興趣，先走過城堡，然後陡然轉向左邊，快步走在人行道上，稍停下來研究路邊醫院與心理醫生的名牌。在文明國家，你永遠無法分辨。有輛警車駛過，車胎在雨中噼啪作響，車上的女人面無表情地看了他一眼。馬路對面有兩個老人，身穿黑色雨衣，頭戴霍姆堡氈帽，似乎是在等著參加葬禮。他們身後的窗戶拉上了窗簾。三個女人騎著腳踏車朝他的方向滑下坡。墻壁上的塗鴉宣示巴勒斯坦的奮鬥目標。他回到塗了油漆的城堡，站在前門口。門上畫了一只河馬，門鈴上另有一只較小的綠色河馬。有個華麗的凸窗仿佛大船的船首，從上往下觀望著他。他昨晚就是站在這裏寄信。當時有誰從上往下看著我？窗戶裏面又煩又累的老師以手勢請他從另一扇門進來，不過那扇門關著，還以門閂擋住。他以手勢對她表示無可奈何。

“他們應該讓門開著才對。”她咬牙切齒地對賈斯丁說。她打開門閂，拉開了門，怒氣仍無法平息。

賈斯丁再度表達歉意，以優雅的步伐在兒童之間行走，以德文對他們道“你好”以及“早安”，但他一向無所止境的禮儀卻因提高警覺而受到了限制。他走過幾輛腳踏車和一輛嬰兒車，爬上樓梯，進入一個大廳。在他警覺的眼神中，這個大廳似乎僅剩生活必需品：飲水機、復印機、空架子、一堆堆參考書籍，以及一堆放在地板上的厚紙箱。他看到有扇門沒關，裏面有個年輕女子戴著角質鏡架的眼鏡，穿的是翻領毛衣，坐在隔板前。

“我是艾金森，”他以英文對這名女子說，“彼得·艾金森。我跟希波的波姬有約。”

“為什麽不先打電話？”

“我昨天半夜才到。我本以為留言最妥當。她能見我一面嗎？”

“我不知道。問她。”

他跟著女子走進一道短短的走廊，通往兩個雙門扉的門。她推開其中之一。

“你的記者來了。”她以德文宣布，仿佛記者與地下情人同義，然後大步走回她自己的辦公室。

波姬身材嬌小，神態活潑，粉紅色臉頰，金色頭發，架勢如同愉快的拳擊師。她經常面帶微笑，讓人傾心。她的辦公室裝潢與大廳一樣簡陋，同樣微微具有自願刻苦的感覺。

“我們十點要開會。”她一面握住賈斯丁的手，一面上氣不接下氣地說。她講的英文與電子郵件裏的相同。賈斯丁就讓她講英文。艾金森先生沒有必要借著講德文來凸顯自己。

“你喝茶嗎？”

“謝了，不用了。”

她從一張矮桌下拉出兩張椅子，在其中一張坐下。“如果是跟盜竊案有關，我們真的沒什麽好說。”她提醒他。

“什麽盜竊案？”

“不重要，偷走了幾件東西。大概是因為我們東西太多了，現在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