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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的包機是老舊的美制畢奇雙引擎飛機，機長是約翰內斯堡人，今年五十，外表活像披了張生牛皮。副駕駛是粗壯的非洲人，留了兩道絡腮胡子。飛機上有九個破損的座椅，上面各擺了一個白色厚紙餐盒。機場是威爾森，旁邊就是特莎的墳墓。飛機流著汗在跑道上等待起飛時，吉妲拼命伸長脖子望向窗外，希望能看到特莎的墳墓，這時不禁心想還要等多久才能看到她的墓碑。不過她只看到背面銀色的青草，以及一個身穿紅袍的部落土著，拿著木棍，以單腳站立，看守著他的山羊。此外吉妲也看到一群瞪羚在藍黑色的層層烏雲下走動、吃草。她將旅行袋塞進座位底下，不過袋子太大，不得不分開雙腳才能騰出空間。她穿的是上教堂穿的鞋子。飛機上熱得受不了，機長已經警告過乘客，等到飛機起飛後才可能會有冷氣。在旅行袋有拉鏈的口袋裏，她放了簡報筆記以及英國高級專員公署的EADEC代表的身份證明。在旅行袋裏帶了睡衣和換洗衣物。我是在幫賈斯丁做事。我是在追隨特莎的腳步。我缺乏經驗、不懂得口是心非之道，沒有必要因此感到羞恥。

機艙後面堆滿了一袋袋珍貴的密拉，這是一種稍具毒品成分的合法植物，很受北部的部落土著歡迎。密拉傳來木頭的香味，逐漸充滿整個飛機。她前面坐了四個幹練的救濟工作人員，兩男兩女。或許密拉是他們帶來的。她很羨慕他們那種勇敢、無拘無束的神態，羨慕他們磨得見裏的衣物，羨慕他們純凈的奉獻心。她驚訝地發現他們與自己年齡相仿，不禁自責起來。她但願自己能夠擺脫修養至上的習慣，每次和長輩握手時都不自主地靠緊腳跟，而這種習慣是修女灌輸在她身上的。她偷看了一下自己的餐盒，裏面有兩個芭蕉三明治，一粒蘋果，一根巧克力棒，一盒百香果汁。昨晚她幾乎睡不著覺，現在饑腸轆轆，不過她受過的禮教禁止她在飛機起飛前就吃掉三明治。昨晚她一回到公寓，電話就響個不停，因為她的朋友一個接一個打電話來抒發怨氣，說不敢相信新聞報道阿諾德遭到通緝。她在高級專員公署的地位讓她得以對所有來電的朋友扮演年長女政治家的角色。到了半夜，雖然她已經累壞了，她還是盡量從她無法回頭的處境往前踏出一步；這一步如果成功，就能將她救出過去三個星期如隱士般藏匿的無人之境。她手伸進放雜物的一件舊的黃銅鍋裏挖出她偷藏在裏面的一小張紙。吉妲，如果你決定再跟我們聯絡，可以打這個號碼。如果我們不在請留言，我們一定會在一小時內回電，我保證。接電話的是一個口氣咄咄逼人的非洲男人，她真希望是打錯了號碼。“麻煩請羅布或萊斯莉聽電話。”

“你叫什麽名字？”

“我想跟羅布或萊斯莉講話，他們有誰在嗎？”

“你是誰？立刻報上姓名、說明用意。”

“我希望和羅布或萊斯莉通話，拜托。”

電話轟的一聲掛斷了，她也坦然接受事實，正如她所預料的一般，她將孤軍奮戰。從此以後沒有特莎，沒有阿諾德，沒有蘇格蘭場聰明的萊斯莉為她的行動分擔責任。她雖然愛自己的父母親，他們卻也解決不了問題。她父親是律師，會好好聽她的證詞，然後宣布說一方面來看是這樣，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呢，又是那樣，然後會問她能拿出什麽客觀的證據來證明如此嚴重的指控。她母親是醫生，會說你啊熱昏頭了，回家來吧，休養反省一下。迷糊昏沉的大腦想到這裏時，她伸手打開筆記本電腦，一點也沒有懷疑會接到抗議阿諾德遭通緝的憤慨之聲，而且一定會把信箱塞爆。結果她一上網，屏幕立刻噗的一聲暗淡成什麽也沒有。她重新操作，還是沒有結果。她打電話給兩個朋友，發現他們的計算機並沒有受到影響。

“哇，吉妲，說不定你感染到超級病毒，是從菲律賓或是其他計算機狂人聚集的地方發出來的吧！”她一個朋友驚呼，語帶羨慕，仿佛吉妲雀屏中選，特別接受關照似的。

或許是吧，她也同意，因為擔心所有電郵因此丟失而輾轉難眠。那些電郵是她和特莎之間你來我往的聊天記錄，她從來沒有打印出來，因為她喜歡在屏幕上看，那樣很逼真，很像特莎。雙引擎飛機仍然沒有起飛，所以吉妲依習慣投入思考人生的幾個大問題，一方面盡量避免思考到最大的一個，就是我正在做什麽，原因何在？兩三年前在英國的時候，在我的“前特莎時代”——是她私底下的稱呼——她曾因為受到傷害——真正的傷害或是想像出來的傷害而傷心，她每天都因為身為英印混血兒而受到這樣的傷害。她將自己視為一個無法拯救的混種，一個尋找上帝的半黑女孩，一個比低級的品種還高級的半白女人。不管是走在路上或是睡覺，她都曾質問自己在白人的世界中將如何自處，如何投注自己的志向與人道精神，應該投注在何處，也想知道從埃克塞特大學畢業後是否應該繼續在倫敦的大學念舞蹈與音樂，或者在養父母的期望下追求另一個理想，進入他們兩人其中之一的專業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