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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報告來了：

她經過兩次，第一次是到廁所去，第二次是回到候診室裏。

在她第一次經過的時候，巴雷和卡佳坐在一張長椅子上等著。

在她第二次經過的時候，巴雷和卡佳站在電話旁邊，看起來像是在擁抱的樣子。巴雷的一只手摸著她的臉，卡佳的一只手舉了起來，另一只手垂在她的身旁。

藍鳥的電話此時打進來了沒有？

安娜斯塔西亞不知道。雖然她已經站在廁所馬桶邊豎著耳朵偷聽，但仍然沒有聽到那部電話響過。所以，如果不是那個電話沒有來，就是當她第二次經過的時候，他們已經打完了電話。

“他為什麽必須擁抱著她？”奈德說。

“也許她的眼睛裏飛進一只蒼蠅。”薛裏頓口氣酸酸地說，仍然望著屏幕。

“他開車，”奈德堅持說，“在那個地方是不許他開車的，但他開了。他曾讓她一路開到鄉下，再開回來。這一次也是她開車帶他去醫院，然後，突然之間，變成他開車了。為什麽？”

薛裏頓把他的鉛筆放了下來，用食指松一松衣領，“所以，你要賭的是什麽，奈德？藍鳥到底是打了那個電話，還是沒打？算了吧！”

奈德依然很有風度地把這個問題好好地想了一想，“也許他打過了。不然他們會繼續等下去的。”

“也許她聽到了什麽她不喜歡聽的事情，什麽壞消息之類的。”薛裏頓作了假設。

屏幕又消失了，留給室內一片蒼白的影像。

薛裏頓有一個專用的房間，是用紅木做成的。我們溜了進去，替自己泡了咖啡，站著等待。

“他待在她的公寓裏這麽久做什麽？”奈德把我拉到一旁問道，“他要做的只是從她口中得知他和歌德相會的時間和地點。這件事情他在兩個鐘頭以前就應該辦好了的。”

“也許他們在一起共度良宵呢！”我說。

“如果我能這麽想，我就好過多了。”

“也許他在買另外一頂帽子。”莊尼聽到我們的對話，不悅地說。

薛裏頓說了聲“才怪！”鈴聲頓響，接著我們就回到了狀況室。

在紅燈光透照之下，一張莫斯科的地圖上，卡佳的住處被紅筆圈出。在它東方三百尺處，也就是兩條被畫成綠色的街道交叉處的東南角，就是搭車地點。巴雷現在必須朝南向的人行道，盡量靠路邊走。就在他到達那個搭車地點時，必須要假裝慢下來，好像是在找車一樣。此時，那一部安全出租車就會開到他的身邊來。巴雷已經獲得指示，要把所住的旅館名字大聲地告訴那位司機，並且做手勢和他講價。

那一部安全出租車兜了兩個圈子之後，就會找一個地方轉彎，進入一處建築用地。那部安全卡車就停在那兒，它的燈光熄滅，司機在車上打盹。如果卡車的側翼天線伸出來了，這部安全出租車就會向右轉一個圓圈，然後再繞回到那部卡車旁。

如果不是的話，中止行動。

派迪的報告在倫敦時間淩晨一點鐘的時候出現在熒光屏上。不到一小時的時間，帶子就出來了，是從美國大使館的屋頂上收到的。那份報告已經盡可能地被瓜分得四分五裂。對我來說，它還是一個確實的現場報告之典範。

當然，原作者得為人所知，因為太陽底下，沒有一位作者是全能的。派迪並不是善於察言觀色的人，但他有其他的優點。他以前是一位廓爾喀族的特勤人員，後來才轉為情報人員。他有語言天賦，善韜略，又有像奈德一樣臨危不亂的氣質。

為了扮好在莫斯科的角色，他還煞有介事地裝出英國人那副糊裏糊塗的外表，讓那些不明就裏的人在談到他的時候，還不時地拿他來開玩笑，譬如他夏天在莫斯科的樹林裏旅行時那一身的短衣短褲的裝束；冬天裏他的越野滑雪等等——他把那些古老的滑雪橇、竹竿以及隨身口糧都裝到沃爾沃車上之後，最後才連人帶帽一起鉆進車裏。那頂厚帽子厚到給北極遠征軍作為禦寒用都綽綽有余。不過，俗話說，大智若愚。不管事後別人如何以貌取人，派迪還是一個聰明人。

派迪控制他的手下，不論是學語言的冒牌學生、旅行社的職員、小商人，派迪都是一流的好手。他對他們的照顧真可說是無微不至。每個經過他照顧的人都對他欽佩得五體投地。如果說，這種好交遊的個性無可避免地讓他易上別人的當，那就不是他的錯了。

這種個性也影響到派迪的報告。他先被巴雷報告的精確給震驚了，錄音帶也證實他這一點。

巴雷的語氣比往常的任何一卷錄音帶都要顯得自信得多。

派迪為巴雷的決心及對任務的熱忱所感動。他比較了一下在卡車裏坐在他面前的巴雷，以及在列寧格勒之行以前聽他簡報的巴雷，深深地覺得現在的巴雷與那個時候的巴雷，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了。他是對的，巴雷已非昔日的巴雷。他的視野擴大了，人也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