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勒卡雷—不止是間諜小說的第一人而已（第3/5頁）

從同情到背叛

老實說，如果我們跳出“冷戰”的意識形態泥淖，跳出間諜的封閉世界，純粹從理論思辨的層面來理性地說明間諜世界的荒謬本質並不難，要用道德來質疑它攻擊它那更容易，畢竟，間諜這個古老的行業本來就冒犯了一堆人的基本道德信念，其道德正當性自始至終孱弱不堪。事實上它的存在理由也不靠這個，人們之所以忍受它，最終仍是某種實然的無奈，它是依附在戰爭沖突下一個偷偷摸摸的次等惡棍，偶爾戰爭沖突取得某種神聖正義光環，它雞犬升天般跟著神氣，而人類一天沒辦法根除彼此間的戰爭沖突，我們也就只能看著間諜黴菌在這上頭繼續生存並代代繁衍。

但這不是勒卡雷的方式及其真正價值所在。勒卡雷用的是小說而不是理論；勒卡雷是站進間諜世界之內而不是在外頭指指點點；勒卡雷也不是打開始就清楚豁脫於“冷戰”兩造的意識形態之上，事實上，作為一個相當典型的英式知識分子，勒卡雷是有他基本位置的，他大體上仍站在所謂自由民主和歐洲基督教文明這一側，包括像《女鼓手》（The Little Drummer Girl）這部小說，當他把筆鋒轉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沖突時，他還是把伊斯蘭教徒劃到對立的那一面。這樣的基本位置本來會局限他，但勒卡雷以他的誠實、不受催眠的清醒洞察力和同情心，以及他無與倫比的小說書寫技藝擊敗了這個限制。

也許就像格林講的，人不得已總是有一邊要站的，但如果我們能把基本位置的選定當成開始，而不是完成，超越其實是可能的，而且還會是一種較有真實質地的超越，只因為那種極不舒服的拘限，往往讓你更警覺到自己讓步了什麽省略了什麽，而且你也因此更深刻了解這個基本位置的弱點和漏洞，這通常不是一開始就擺出敵意姿態的門外之人看得到，尤其是感受得到的。

勒卡雷從間諜內部來，不管是《柏林諜影》那樣令人心痛的冷血成功，或如《鏡子戰爭》（The Looking Glass War）那樣一敗塗地的荒唐，勒卡雷總是同情先於批判，他對自己筆下這些間諜不是打開始就準備好用一句生冷的話來結論他們打殺他們，而是耐心地、深情款款地進入他們，包括他們間諜任務外的下班時光和家居生活，包括他們的彼此閑談和牢騷，包括他們被擠壓被擱置的情感和其他但凡誰都有的計劃夢想，包括他們內心最深處偶爾冒出來的某個短暫或從此揮之不去的念頭雲雲。當他們不再只是個名字，是個職稱或代號，而是個完完整整的正常人時，某種被延遲下來的批判、被延遲下來的憤怒和哀傷就蓄滿了情感的風雷出現了—這個憤怒和哀傷由同情轉換而生，用最普遍素樸的人性支撐起來。

也就是說，勒卡雷是同時寫兩部小說的，類型的間諜小說和開放深沉的一般小說，同時創造出兩個世界，間諜世界和正常人的世界。這兩個世界既彼此暴烈沖撞又相互曖昧滲透，機智與無能，偉大與細瑣，忠貞與懷疑，信任與背叛，陌生與熟稔，遙遠但熱血沸騰的異國城市與每天回去但陰冷的家……勒卡雷小說的豐饒漁場便如此由兩股不同顏色和不同溫度的洋流匯集糾纏成駐留的漩渦，他更耐心地記錄著他們的遭遇並等待他們的命運和抉擇。有時，間諜世界的神聖幻覺和森嚴秩序會暫時獲勝，像《鍋匠，裁縫，士兵，間諜》（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那樣，把人內心的聲音和渴求給壓回去，成為某種永恒的疑惑和蠢蠢欲動的不安。然而勒卡雷也容許人性沖決而出，放任他背叛，甚至還讓背叛坦蕩而且熠熠發光。最清楚的莫過於《俄羅斯大廈》（The Russia House）裏那位得以滿懷希望、等在伊斯坦布爾港邊窗口守候他因此換得蘇聯愛人一家子自由那艘船的英籍中年書商，奇怪反而是勒卡雷小說最令讀者舒服到不敢置信的太快樂結局；或者像《女鼓手》，情節上的勝利盡管屬於用盡一切心機手段包括感情陷阱的以色列可惡特工，但真正讓人同情、在人性上獲勝的卻是那桀驁但神秘的死去巴勒斯坦年輕人。

差不多等於是說，每當勒卡雷愈“叛離”自己西歐基本位置一分，他的小說似乎就獲得了多一分的自由和歡愉（某種一無所有但贏回自己的歡愉），饒富深意。

也因此，只用“批判”兩字來說勒卡雷小說和間諜世界的關系是不準確而且明顯不足夠的，它更正確的形態不是薄薄一層的某個結論，而是一個豐饒的旅程，一個有時間厚度的歷程，一個包括作家本人和讀者緩緩思索並且發現的過程。勒卡雷通過小說重建了一次又一次的具象情境，重建了一個又一個具體完整的人及其獨特遭遇，這不僅賦予了概念性批判通常不具備的可感形式，還容受著批判所攜帶不了的更寬闊也更深沉的心思，包括這一端更柔軟的同情不忍，也包括另一端更深沉的悲慟和絕望。我們讀小說的人幾乎什麽都看到都參與了，獨獨更弄不清什麽是成功什麽是失敗，何謂喜劇何謂悲劇，而這樣缺乏明白勝負判決的曖昧感受其實正就是我們所熟知的正常人生基本樣態不是嗎？不恰恰好說明了我們跟隨勒卡雷進入後又穿透出封閉陰濕的間諜世界，歸回生命現場，是如此一趟恍如隔世的旅程，得失細碎遍存於我們一言難盡的感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