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勒卡雷—不止是間諜小說的第一人而已（第4/5頁）

甚至，從人性而不是間諜遊戲的判準來說，我們讀到的總是某種“失敗”，可能是人明顯的失敗和毀滅，也可能是人短暫勝利底下“更深刻的意志消沉”—這是瓦爾特·本雅明的說法。

池塘結冰了的間諜世界

1990年柏林圍墻拆除前夕，我個人恰好去了德國一趟，那是個二月裏不下雪不積雪的暖冬，我們穿越著名的查理檢查哨進入仿佛永遠陰天的灰撲撲東柏林，依舊全副武裝的守兵沒開槍，只要求我們依規定至少先換六馬克東德貨幣作為買路錢。我們走的是間諜小說中（通常是結尾）的驚險換俘之路，幹的卻是不知死活的觀光客之事—午餐吃了一客就是那麽回事的德式烤豬腳，逛去跳蚤市場花十馬克買了一枚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頒出的鐵十字勛章，還到柏林圍墻邊租榔頭和鑿子敲噴滿各種顏色塗鴉的圍墻石頭當紀念品帶回家。這座“冷戰”的象征長城完全沒偷工減料，硬到人虎口快裂傷了就是剝落不下一小方有意義的水泥來，因此很多人幹脆花小錢買現成的，一塊兒拳頭大小的圍墻石叫價六馬克，還有綴成耳環和項鏈的供女生挑挑揀揀。

柏林圍墻倒下來是歷史大事，但倒塌之後跟著來的卻是麻煩事。彼時經濟力正處巔峰的西德政府尤其緊張得不得了，他們慷慨地讓東西馬克以1比1兌換，更是加重了統一重建的負擔。

柏林圍墻倒塌也在間諜小說世界引起生死存亡的緊張討論，很多人以為這就是間諜小說到此為止的判決時刻了。

當然也有很多人不這麽想，勒卡雷大概是其中態度最堅決的一個，他的回應不斷被引述至今已近乎宣言：“間諜小說不因‘冷戰’而興，也就不因‘冷戰’而廢。”

我想，勒卡雷不是光憑意志做此豪勇宣告，他是有自己書寫的實際而且嚴肅理由講這話。我們曉得，軍事對峙、政權乃至於政治制度這一類東西可能一夕改變，但社會不如此，人心更不如此，這部分是連續的而且會持續余波蕩漾很長一段時日的。也就是說，如果間諜小說和“冷戰”的關系只是題材，那的確會因敵人的消失，柏林、維也納、日內瓦、伊斯坦布爾這些交界城市不復諜影重重而終結；但如果你是勒卡雷，你關懷的是人心，那事情當然還沒結束，甚至短期來說更暴烈更尖銳，包括一群失業的間諜、失業的技藝、失業的神聖幻覺、失業而且極可能已來不及轉行的半輩子志業雲雲。這裏有一個忽然拔根而起的猛爆性危機，一個早已預期但居然就來了的措手不及噩夢成真。

“公園池塘結冰了，野鴨子要往哪裏去？”—這個小說家塞林格昔日在紐約中央公園問的傻問題，如今拋擲到勒卡雷手中了。

當然，除了寫出《史邁利的告別》（The Secret Pilgrim）等這樣的後“冷戰”小說孤獨留在歐陸的間諜戰場廢墟上數屍體，勒卡雷也被逼出走歐洲，像他尊敬的前輩格林一樣，到猶有戰火猶有沖突鬥爭猶有間諜在其中偷雞摸狗的所謂第三世界去—從勒卡雷的寫作年表來看，這個出走早在“冷戰”正式告終前就已展開，這是理所當然的，他比任何人，甚至包括美蘇兩方的政治軍事高層，更有資格提前看到“冷戰”的終點。1983年的《女鼓手》，整整早柏林圍墻拆除作業七年時間，便開啟了勒卡雷小說的出走序幕。

因此，有意義的改變不是對抗的終結，不是間諜此一古老行業的就此消失，人間沒這等美事，地球之上，比“冷戰”更熾烈更狂熱的戰爭仍此起彼落，人們仍舊荒謬地仇視並狙殺陌生的彼此，有意義的改變遠比這個深沉而且可能更黯然些，比方說少了“冷戰”那種不戰不和虛張聲勢的奇怪大氛圍，間諜世界有更多迫在眉睫的滲透追獵而少了回身思省的空間。比方說戰爭配備及其形態的變化，間諜的身份及其工作方式是否相應地變化或進一步更非人性化，失落了一部分信仰和志業的幻象，更像個訓練有素的殺人傭兵，或更像個操作精密機器的朝九晚五高科技上班族雲雲。這才是後“冷戰”間諜小說家得面對的。

最重要的，是踽踽於倫敦市街那些潦倒虛無但不失優雅的老式英國間諜可能得從此凋零，默默隱入他們非得適應卻永遠適應不良的廣漠正常人世界從此消失，這則是勒卡雷終究要去面對的。

我個人不是個重度的間諜小說讀者，小說的世界中，我總有一個反數學的想法，那就是部分能大於整體。一個頂尖的小說家，對我而言，也比十個廿個二流小說家乃至於整個書寫領域的成敗更重要，因此我關心並樂意持續追蹤勒卡雷，優先於我對間諜小說未來書寫的關注。

今天，勒卡雷猶無恙，2004年他仍交出《摯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