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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務必記住，”史邁利誠懇地勸告他年輕的聽眾，假如他得請求他們在離開之前把善款放進募捐箱，想必也會選擇同樣的語氣，“受過私立教育的英國男士——還有英國女士，如果你允許我這麽說——是全世界最會裝的偽君子。”他等著笑聲平息下來，“從前是，現在是，將來也永遠會是這樣，只要我們可恥的教育體系不改變。沒有人比他們更會油嘴滑舌地哄騙別人，沒有人比他們更善於掩飾自己的感情，沒有人比他們更能巧妙地隱匿自己的行動，沒有人比他們更難於承認自己是個該死的傻瓜。本來自己都給嚇傻了，偏偏表現得比誰都勇敢；本來痛苦萬分，偏偏裝得比誰都開心；本來恨透了你，偏偏比誰都會拍你的馬屁。論起這些本事，誰都比不上來自所謂特權階層、喜好社交的英國男女。他們站在你身旁排隊等公共汽車的時候，說不定正在經歷高達十二級的精神崩潰，可即使你是他們最好的朋友，也根本看不出來。這就是為什麽我們有些最優秀的情報官員卻成了最糟糕的，而最糟糕的反倒成了最優秀的。這也是為什麽你們最難以指揮的情報員就是你們自己。”

我毫不懷疑，就史邁利自己而言，他心下所指的是我們當中最狡猾的騙子比爾·海頓。但對我來說，他指的卻是本——沒錯，雖然有點難以承認，還有年輕的內德，說不定也包括上了年紀的這一個。

那是在我沒能幹掉“熊貓”保鏢的那天下午。疲憊而又沮喪的我回到自己在巴特西28的公寓，發現房門沒上鎖，兩個身穿灰色西服的人正在翻檢我桌子上的文件。

我沖進去的時候他們幾乎都沒正眼瞧我。靠近門口的那個是人事組的頭兒；另一個身材肥胖、神情嚴肅的男子看不出多大年紀，戴著一副圓框眼鏡，投向我的眼神裏透著某種令人厭惡的憐憫。

“最近你跟你那個朋友卡文迪什聯系是什麽時候？”人事組的頭兒若有似無地瞟了我一眼，接著又翻起了我的文件。

“他是你的朋友，對吧？”我正竭力讓自己定下神來，神情嚴肅的人郁郁不樂地問道，“你怎麽稱呼他？本？還是阿諾？”

“是的。他是我的朋友。我叫他本。這是怎麽回事？”

“你最後一次跟他聯系是什麽時候？”人事組的頭兒重復了一遍，把我當時的女朋友寫來的一堆信推到旁邊，“他打電話給你嗎？你們是怎麽聯系的？”

“一個星期前收到了他的一張明信片。怎麽了？”

“明信片在哪兒？”

“我不知道。我好像把它撕掉了。要不就是放在書桌裏。你們兩位能不能告訴我這是怎麽回事？”

“撕掉了？”

“扔掉了。”

“撕掉聽起來有點刻意，對不對？明信片是什麽樣的？”人事組的頭兒說著又拽出一只抽屜，“你給我待那兒別動。”

“正面有個姑娘的照片，本在另一面上寫了幾行字。明信片是什麽樣的關你們什麽事？請你們出去。”

“寫的是什麽？”

“沒什麽。上頭寫著：‘親愛的內德，這是我剛釣到的，你不在這兒我可真高興。愛你的本。’你們給我出去！”

“他這話是什麽意思？”——又拽開了一個抽屜。

“很高興我沒法跟他搶女朋友了吧，我猜。是個玩笑。”

“你常常搶他的女人嗎？”

“我們從沒和同一個女人交往過。從來都沒有。”

“那你們有什麽共同之處？”

“友誼，”我憤然說道，“你們他媽的到底要找什麽？我覺得你們最好馬上離開。你們兩個。”

“我找不到，”人事組的頭兒把我的又一疊私人信件丟到一旁，向他的胖子同伴抱怨道，“什麽明信片都沒有。你該不是在撒謊吧，內德？”

神情嚴肅的男子始終在盯著我。他投向我的目光仍舊帶著一種令人討厭的同情，仿佛在說這種事輪到誰頭上都有可能，而我們對此完全無能為力。“明信片是怎麽送來的，內德？”他問道。他的嗓音跟他的舉止一樣，也帶著試探和惋惜的意味。

“郵寄來的。還能怎麽送？”我粗魯地回答。

“你的意思是公開郵件？”神情嚴肅的男子傷感地說，“不是通過其他途徑，比如情報部的郵袋？”

“是軍隊郵件，”我答道，“戰地郵局。從柏林寄出，貼著一枚英國郵票。是本地郵差送來的。”

“內德，你還記不記得戰地郵局的編號了？”神情嚴肅的男子極為謹慎地問，“我是說郵戳上的編號？”

“就是個普通的柏林郵局編號，我想。”我反駁說。在如此謙恭有禮的一個人面前，要保持住怒氣沖沖的狀態很不容易。“好像是四十號吧。這有什麽要緊的？我受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