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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問了史邁利關於審訊的事,這已經是第二回了。夜色漸深的時候,這個問題往往會突然冒出來——主要是因為聽眾們想從他那兒榨出更多的案例。這幫孩子可真夠無情的。

“嗯,是有一些找出撒謊者破綻的技巧,那是肯定的。”史邁利含糊其辭地承認道,又喝了一小口酒,“但真正的技巧在於辨別出真相,要做到這一點可困難得多。受到審訊時,誰都不可能表現得一如往常。愚蠢的人表現得很聰明,聰明的人倒顯得很愚蠢;有罪的人仿佛像青天白日一樣清白,無辜的人卻顯得罪孽深重令人發指。偶爾人們也會表現得和正常時一樣,一五一十地道出自己所知的真相;當然了,每次都會被抓住的可憐蟲就是他們。在我們這個倒黴的行當裏,最難讓人信服的反倒是什麽都沒隱瞞、根本無可指責的人。”

“恐怕應該是無可指責的女人。”我喃喃自語。

喬治這話讓我想起了貝拉,還有那個亦正亦邪的勃蘭特船長。

他是個大塊頭,模樣粗豪,長著亞麻色的頭發,乍看上去像是斯拉夫人56或斯堪的納維亞人。他走路時跟剛上岸的水手似的搖搖晃晃,眼神像冒險家一樣總望著遠處。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蘇黎世,當時他跟警方惹上了麻煩。蘇黎世的警察局長半夜打電話對我說:“領事閣下,我們這兒有個家夥說有情報要提供給英國人。我們已接到命令,明天早晨要把他驅逐出境。”

我沒問是哪個邊境。瑞士人有四條邊境線,但他們把別人趕出去的時候並不會專門指定其中的哪一條。我開車趕到轄區監獄,在一間裝著鐵欄杆的訊問室裏和他見了面。他簡直像個困在籠中的巨人,身穿高領套頭衫,自稱是勃蘭特船長,看樣子這是他自封的Kapitän zur See 57頭銜。

“你現在離海可夠遠的。”我握著他滿是老繭的大手說。

在瑞士人看來,他身上的一切都不對頭。他詐騙了一家旅館,這在瑞士是一樁令人發指的罪行,刑法中甚至為此列出了專門的條款。他尋釁滋事,身無分文,所持的西德護照一看就是假的——不過瑞士人沒挑明這個情況,因為假護照會減少他們把此人趕到其他國家去的可能性。被警察抓到時他喝醉了酒,四處亂晃,還說是給一個姑娘害的。他打壞了一個人的下巴。他堅持要單獨和我談。

“你是英國人?”他用英語問,估計是不想讓瑞士人聽懂我們的談話,盡管他們的英語說得比他還好。

“是的。”

“請證明。”

我把官方的身份卡拿給他看。照那上頭的描述,我是負責經濟事務的副領事。

“你為英國情報部門工作?”他問道。

“我為英國政府工作。”

“行,行。”他突然顯出疲憊不堪的樣子,忽地把腦袋埋進雙手裏,一頭長長的金發都給甩到了前面,只好又擡起胳膊把頭發捋回腦後。他臉上盡是坑坑窪窪的傷痕,就像個拳擊手。

“你在監獄裏待過麽?”他瞪著擦得發白的桌子問道。

“沒有,感謝上帝。”

“耶穌啊。”他嘆道,然後用蹩腳的英語向我講述了他的故事。

他是拉脫維亞人,出生在裏加,父母一個是拉脫維亞人,一個是波蘭人。他會說拉脫維亞語、俄語、波蘭語和德語。他天生就屬於大海,這一點我立刻就感覺到了,因為我也是如此。他的父親和祖父都是水手,自己曾在蘇聯海軍服役六年,去過阿爾漢格爾斯克58以外的北冰洋和海參崴以外的日本海。一年前他回到裏加買了艘小船,在波羅的海沿岸幹起了走私勾當,靠斯堪的納維亞地區漁民的幫助,把廉價的蘇聯伏特加酒偷運到芬蘭。他在列寧格勒附近被抓進監獄,越獄後偷渡到波蘭,在克拉科夫59跟一個波蘭女學生非法同居。我現在向你轉述的可是他的原話,仿佛從蘇聯偷渡到波蘭是件再自然不過的事,就像是去坐11路公共汽車,或是溜達出去喝一杯。不過,盡管我不太了解他克服的種種困難,我也知道那是段非常了不起的經歷——他第二次這麽幹的時候也是一樣。因為波蘭姑娘離開他嫁給了一個瑞士推銷員,他重回海岸,想法子搭船來到馬爾默60,然後又跑到漢堡去找他的一個遠房表兄。可這位表兄當真是夠“遠”的,直接就叫他見鬼去。於是他偷了表兄的護照,南下來到瑞士,決意要把波蘭姑娘追回來。可人家的新婚丈夫不肯放她走,勃蘭特就打斷了那可憐家夥的下巴,把自己搞到這地方,成了瑞士警察的犯人。

這一大段話都還是用英語說的,於是我問他是怎麽學的英語。幹走私的時候總聽BBC的節目,他說。還從波蘭女朋友那裏學了點兒——她是個語言專業的學生。剛才我給了他一包煙,他一根接一根地猛抽,把小房間弄得跟毒氣室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