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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意思是，現在我們中間有可能還包藏著另一個海頓？”有個名叫馬格斯的學生大聲喊道，招來了周圍同伴們的一陣抱怨，“史邁利先生，這個海頓的動機會是什麽？誰付錢給他？他的戰利品又是什麽？”

自從馬格斯加入進來，我就對他心存疑慮。給他指定的掩護職業是新聞業，可他現在已經具備了今後要從事的這個行當的種種最壞的劣根性。不過史邁利仍然是氣定神閑。

“好吧，我覺得回過頭來看，我們真應該好好地感謝比爾，”他平心靜氣地答道，“他給這個苟延殘喘了太久的情報部門注射了致命的一針。”他微微皺了皺眉，困惑的神情略有些誇張，“至於新出的叛徒嘛，我敢說咱們現在的頭兒也會與人結怨，肯定會有人對他心懷不滿，對不對？說不定我就是其中之一呢。我確實發現，自己上了年紀之後變得激進多了。”

不過請相信我，當時的我們對比爾可沒有心存感激。

陷落之前、陷落之後，所謂“陷落”指的就是海頓。突然間，圓場的男男女女不論是誰，都能說出自己聽到那可怕消息時的細節：當時他（她）身在何處、在做什麽。直到今天，老資格們還會說起當年沉默無聲的走廊、餐廳裏一張張木然的臉回避著彼此的目光，以及無人接聽的電話。

最大的損失就是信任。漸漸地，就像空襲過後茫然無措的難民，我們一個接著一個，怯生生地從破碎的房子裏走出來，開始重新構築我們的堡壘。根本性的改革勢在必行，於是“圓場”放棄了這個包藏著恥辱的古老綽號，放棄了劍橋總部如同狄更斯筆下的擁擠走廊和彎彎曲曲的樓梯，在離維多利亞車站不遠的地方新建了一座鋼鐵玻璃結構的寒酸小樓。一碰到刮大風，那兒的玻璃就會被刮碎，走廊裏彌漫著餐廳傳來的爛白菜味兒和打字機清洗液的氣味。只有英國人才會用這種可怕的囚牢懲罰自己。一夜之間，我們在正式用語中的名稱就變成了“情報部”，不過“圓場”這個名字還是會偶爾從嘴裏冒出來，就像幣制改為十進制之後很久，我們還會提到鎊、先令和便士一樣86。

信任之所以遭到破壞，是因為海頓本來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比爾並不是什麽專愛尋釁滋事、口袋裏揣著手槍的自大狂。他總是含譏帶諷地稱自己屬於教會和間諜的領導集團，而他恰恰就是這樣的人：他的幾個叔叔坐在托利黨87委員會的位置上，他自己在諾福克郡有一處破敗的房產，那兒的佃農都喊他“威廉先生”。他是英國勢力精心編織的關系網上的一股線，我們本以為自己是網的核心。他用這網把我們給逮住了。

至於我本人當時的經歷——因為這事，我直到現在還算小有名氣——比爾被逮捕的消息傳到圓場其他人的耳朵裏剛過二十四小時，我也就知道了。當時我被關在梵蒂岡城一間修建於中世紀時期、連窗戶都沒有的牢房裏，牢房的背後是一排豪華的公寓。我在一位眼眶深陷的修士的引導下指揮著圓場的一隊竊聽人員。修士是梵蒂岡自己的情報部門提供的，他們寧可去找蘇聯人幫忙，也不願沿街走上一公裏去求羅馬世俗社會的同事。我們的任務是設法在一位腐敗的天主教主教的會見室裏裝上竊聽器。此人牽扯進了一樁用毒品換取武器的交易，對方是英國治下某個正在分崩離析的殖民地——嗨，遮遮掩掩的幹什麽？就是馬耳他。

蒙蒂和他的手下為此飛了過來。我們大夥兒躡手躡腳地鉆過有拱頂的地牢，順著地底的台階上到了一個有利的位置，打算從這兒開始，順著三英尺厚的界墻上的石縫，從石縫間那層年深日久的水泥裏鉆出一條細細的孔道。大家一致認為孔徑不能超過兩厘米，這個寬度足夠我們插進一根加長的塑料吸管，把會見室裏的聲音傳進竊聽器，又不至於破壞教皇宮殿裏神聖的水泥磚石結構。如今我們會用到更高端的設備，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畢竟還處於蒸汽時代的尾聲，探頭式麥克風在那時仍然最為流行。另外，無論出於多麽良好的用意，你也不能在梵蒂岡官方的聯絡人面前顯擺你的種種精巧裝置，更別說對方是一位身穿黑袍、看起來仿佛剛剛步出宗教裁判所的修士了。

於是我們開始鉆洞，蒙蒂也幫忙鉆，修士則在一旁作壁上觀。我們把水淋到滾燙的鉆頭上，也朝自己汗涔涔的雙手和臉頰上潑。我們利用液體泡沫掩蓋鉆機發出的嗡嗡聲，每隔幾分鐘就測量一下路徑，確保鉆孔不會錯通進那位聖人的寓所。目標是在離貫通還差一厘米的地方停下鉆頭，隔著薄薄的一層墻紙或灰泥進行監聽。

突然我們就鉆通了，可情況比鉆通了還糟糕。鉆頭直接鉆到了空處。我們趕緊拿吸塵器清理了一下，結果吸出來的卻是些很有異國情調的絲綢碎片。大家都覺得莫名其妙，隧道裏一片沉默。莫非鉆到了什麽家具？窗簾？床？哪位絲毫沒料到衣服會遭殃的高級修士的長袍下擺？還是說會見室裏的陳設又有了變動，和起初我們偵查地形時拍的照片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