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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邁利自己插進了一段故事——有個中美洲外交官特別鐘愛某個年代的英國火車模型，於是圓場派蒙蒂·阿伯克的小隊從倫敦的一家玩具博物館裏偷來一套霍恩比牌的雙“O”型轉軌機車模型，從此以後這位外交官一輩子都對我們忠心耿耿。大家都大聲笑起來，直到我們注意到史邁利憂慮的眼神似乎盯著房間外面的什麽地方，於是又突然陷入一陣沉默。

“在很偶然的情況下，我們也會真正面對我們操縱的現實，”他靜靜地說道，“在那種情況出現之前，我們只不過是旁觀者。我們手下的情報員替我們實現著夢想，而我們這些情報官則安安穩穩、舒舒服服地坐在單向透光的鏡子後面，自己跟自己說，‘所見’即‘所感’。可是等到見真章的一刻突然來臨——如果你們能碰到的話——嗯，從那個時候起，我們在使喚別人為我們幹這幹那的時候，就會變得稍微謙卑一些。”

說這番話時，他根本沒朝我看一眼。他絲毫沒流露出自己腦海裏想到了什麽人。但是我知道，他也知道。我們知道彼此心裏都很清楚，那個人指的就是耶日上校。

我看到了他，但我什麽都沒對梅布爾說。可能是因為我太震驚了。也可能是因為掩飾情緒的老習慣太難改。直到今天，我面對任何意外事件時的第一步措施，仍然是竭力壓制住那種下意識的反應。當時我們正在看電視上的晚九點新聞，那段日子裏這個節目已經成為了梅布爾和我自己的晚課，別問我為什麽。突然間我就看到了他。耶日上校。我並沒有從椅子上一躍而起，大喊道：“天哪！梅布爾！快看，站在後面的那個家夥！那就是耶日！”——這本應該是任何一個普通人的正常反應。然而，我卻繼續盯著熒光屏，小口喝著我那杯加了蘇打水的威士忌。後來，等到房間裏只剩下我一個人，我就趕緊往錄像機裏塞了一盤新的錄像帶，這樣肯定能在《夜新聞》重播的時候把節目錄下來。從那時起——那個晚上到現在已經有六個星期了——我肯定把錄像帶重看了十幾遍，因為每次看的時候都能發現一些珍貴的新細節。

不過，故事的那一部分我還是留到結尾的時候再說，它本來就應該在結尾出現。最好還是按照事情發生的先後順序跟你講一講，因為在慕尼黑，除了特奧多爾教授之外還有過別的事；比爾·海頓背叛事件暴露之後，還有許多間諜工作要做，不能只是坐等傷口復原。

耶日上校是個波蘭人，我始終沒弄明白為什麽許多波蘭人會偏愛我們。我們一次又一次地背叛他們的國家，這在我看來是極其可恥的行徑。我要是個波蘭人，看到英國佬的影子從旁邊經過我都會吐口水，不管我到底有沒有受過納粹或蘇聯人的折磨——英國人先是把可憐的波蘭人民丟給了納粹，然後又丟給了蘇聯。我肯定很想在英國外交部所謂的“主管部門”裏裝上一顆炸彈。“主管部門”，上帝啊，這算是個什麽詞！就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波蘭人又一次被向來沒個準的蘇聯大熊和向來很有準的德國公牛夾在了中間。不過你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波蘭人需要哪個好朋友來幫他們一把，英國外交部的“主管部門”準會甜言蜜語地表示遺憾，並承諾將在未來起到更積極的作用。

盡管如此，據我們情報部的記錄顯示，波蘭行動的成功率高得也有點不成比例。有許多波蘭男人和女人以大無畏的波蘭勇氣，不惜搭上自己和家人的性命，冒險為“英格蘭”做間諜工作，這些人的數量之多簡直讓人尷尬。

照此說來，海頓事件之後我們設在波蘭的情報網中傷亡率相對比較高，這也就沒什麽奇怪的了。拜海頓所賜，英國人在背信棄義的長長記錄上又加了一筆。由於損失一次接著一次無可避免地發生，慕尼黑站裏的哀悼氣氛幾乎是觸手可及，我們的恥辱感之中還疊加著無能為力。究竟發生了什麽事，對此我們每一個人都毫無疑問。在“陷落”以前，波蘭安全部門——在行動處處長耶日上校的英明領導下——始終對海頓背叛一事秘而不宣，忙著把自己的人打入我們現存的情報網，再以他們為渠道來傳遞虛假信息——他們要是能成功地策反情報網，也會以高超的手段利用情報網來對付我們。

不過“陷落”之後，上校覺得沒必要再搞得那麽微妙了，於是僅僅在幾天的時間裏，他就把一些忠於我們的情報員滅了口，在此之前他始終沒去驚動那些人。死者的人數幾乎每天都在上升，我們把它稱作“耶日的暗殺名單”。我們備感挫折，同時也對耶日這個家夥產生了刻骨的仇恨。他殺害了我們手下的情報員，有時候甚至連審判的程序都懶得走，而是聽任審問者一直把他們折磨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