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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內斯特·佩裏格魯正在問史邁利關於殖民主義的問題。不管誰到沙拉特來，佩裏格魯遲早會問起有關殖民主義的問題，而且他的提問往往帶著幾乎難以掩飾的憤怒。他是個深受困擾的孩子，父母是英國派往西非的傳教士。佩裏格魯屬於情報部肯定會招募的那一類人，因為他們具備常人沒有的知識和語言能力。他和往常一樣，獨自坐在圖書館後面的陰影裏，憔悴的臉向前伸著，一只長長的胳膊舉了起來，仿佛是要抵擋別人的嘲笑。他的提問一開始很合情合理，然後就變成了長篇大論的批判演說，指責英國對曾被她奴役的子民漠不關心。

“嗯，是的，我倒是很同意你的觀點。”史邁利一直聽完佩裏格魯的話才禮貌地做出了回答，這讓大家都感到很驚訝，“不過令人難過的答案卻是，‘冷戰’在我們中間催生出了一種代理式的殖民主義。一方面，我們在美國的對外政策面前，幾乎放棄了本民族的所有身份認同。另一方面，我們卻不情願在觀念上徹底扼殺我們的殖民主義自我，而是想辦法爭取到了緩期執行的機會。更糟糕的是，我們還鼓勵美國人采取同樣的行為方式。這並不是說美國人需要我們去鼓勵才會這麽做，不過有這樣的鼓勵他們當然會覺得很高興。”

漢森也說過類似的話。連用的語言也差不多。不過史邁利說這番話時仍然不失文雅風度，漢森卻對我怒目而視，眼睛裏仿佛燃燒著他從逃出的地獄裏帶來的烈火。

我從以色列飛到曼谷，因為史邁利說漢森發瘋了，而且此人知道的秘密太多。他發來的密電要求我本人親自譯碼，由特拉維夫站站長轉交。史邁利當時負責情報部的安全事務，掛著個副職首長的名譽頭銜。我每次聽到他的消息，他好像都在四處奔忙，一會兒堵住這個漏洞，一會兒掩蓋那個醜聞。整個周末我都在汗流浹背地忙著查閱專人送來的資料，還花了一個小時打電話安慰梅布爾，因為她參加了本地高爾夫俱樂部一年一度的女隊長競選，卻在最後一輪落敗，她懷疑有人在耍陰謀詭計。

我不知道她們為什麽要對梅布爾那麽苛刻。也許是她直來直去的說話方式讓她們有點反感。我想盡法子勸慰她。我跟她說，我在情報部裏經歷過的所有事，都無法與肯特郡那幫家庭婦女狡詐陰險的詭計相提並論。我向梅布爾保證，回來之後一定帶她出去美美地度個假。我忘了那個假期安排在什麽地方了，因為我們根本就沒能成行。

漢森的档案為我描繪出的形象是我越來越熟悉的那一類人，因為我們用的許多人都是那樣的。我自己就算一個，本也是：混血的英國人把情報部當作自己的祖國，還自作多情地賦予這個祖國一大堆它其實並不具備的品質。

和我一樣，漢森也是半個荷蘭人。也許這就是史邁利選中我的原因。他出生在荷蘭被德國占領的漫漫長夜之中，在代爾夫特143大教堂的庇蔭下長大。漢森的母親是托馬斯·庫克旅行社的職員，父母都是英國人，“二戰”爆發後他們一再勸她回英國。她拒絕了，反倒嫁給了代爾夫特的一位助理牧師，一年之後助理牧師被德國行刑隊開槍打死，丟下懷孕的妻子獨自過活。漢森的母親毫無畏懼地加入了一個英國的地下救亡組織，戰爭結束時她手裏已經掌管著一個頗具規模的情報網，有自己的聯絡方式、線人、安全屋和常見的裝備。我母親在情報部從事過的工作也和她大同小異。

小漢森究竟是怎麽一路成長為耶穌會教士的，這一點档案裏並未提及。也許是因為他的母親改變了宗教信仰。當時還是很黑暗的年代，出於權宜之計的考慮，她也許會隱瞞自己的新教信仰，好讓孩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她可能是這麽想的：把他的靈魂獻給耶穌會就是了，他們會培養出他的聰明才智。也可能她很早就從兒子身上感覺出了日後主宰他人生的反復無常的天性，決心讓他受到更為嚴厲的宗教準則的制約，這些準則是新教寬松的教義無法提供的。如果是出於這個原因，那麽她可謂非常明智。漢森熱切地接受了耶穌會的信仰，就像他熱切地接受其他所有事物一樣。修女們管著他，兄弟們管著他，神父們管著他，學者們管著他。二十一歲時，他已經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篤信教義，不過還是個見習教士，因此被派到印度尼西亞的一所神學院去學習異教徒的教義——蘇門答臘、摩鹿加群島，還有爪哇島。

像許多荷蘭人一樣，東方似乎是漢森生來就會熱愛的地方。善良的荷蘭人像海涅名句中的那棵松樹似的站在他們低地小國的海岸邊，卻能從凜冽的海風中聞出亞洲香茅草和煮飯時發出的香味。漢森來了，他看見了，他被征服了。佛教、伊斯蘭教，還有住在最為蠻荒的地帶的化外之民的宗教儀式和迷信活動——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這些宗教之中，而且他越深入叢林，這種熱情也越高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