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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格斯，我手下那個令人不快的假記者，正打算引著史邁利去談我們工作中超越道德的層面。他想讓史邁利承認，我們可以不擇手段，只要不被人逮住就行。我懷疑他想聽的其實是：這一準則適用於生活的全部。因為馬格斯不僅殘忍無情，也沒有絲毫風度，他想在我們的工作中找到某種憑據，好借此拋掉他本來就所剩無幾的其他顧忌。

可是史邁利不會讓他這麽容易得到滿足。一開始他似乎就要發脾氣了，我也希望他發個火。不過他還是克制住了自己。他開始說話，可是又停了下來，支支吾吾的，我不禁心想這個活動是不是該就此打住。好在他又恢復了平靜，這讓我松了一口氣。我意識到史邁利只不過是因為想到了只有他知道的某件事而有點分心，他那隱秘的自我正是由無數那樣的記憶組成的。

“你們要知道，”他解釋說——和平常一樣，他回答的是問題的實質，而非問題本身——“在一個自由的社會裏，幹我們這種工作的人應該保持永不妥協的態度，這一點非常重要。沒錯，有時候我們不得不和魔鬼共進晚餐，而且手裏的勺子往往還不夠長。大家都知道——”他狡猾地瞟了一眼馬格斯，這引起了一陣快意的大笑——“魔鬼往往比上帝要好相處得多，對不對？不管怎麽樣，我們也不應該放棄對道德的堅守。自私自利會嚴重地限制你們。權宜之計也是一樣。”他又停了下來，還沉浸在自己的思緒之中。“我想說的其實是，你們的確會時不時地遭到人性誘惑的侵襲，在這種時候我希望你們不要把它當成自己的缺點，而是給它一個表達的機會。”

是那對袖扣，我靈光一閃，一下子想起來了。史邁利想起了那位老人。

很長時間以來我一直想不通，那個故事為什麽會始終在我腦海裏縈繞不去。後來我意識到，碰巧聽到那個故事的時候，我和我兒子阿德裏安的關系恰好處在最低點。他老是說不想去讀什麽大學，找個能掙錢的工作就得了。我錯把他的躁動不安當成了拜金主義，錯把他渴望獨立的夢想當成了懶惰。有一天晚上我大發雷霆，狠狠地罵了他一頓，事後好幾個星期我都覺得很羞愧。就在其中的一個星期，我挖掘出了那個故事。

這時我也想起來了，史邁利沒有孩子，他在那段故事裏之所以扮演著模棱兩可的角色，也許這也是一部分原因。想到史邁利可能是希望幫別人修復一種他從未擁有過的關系，借此來填補自己內心的空虛，我不禁覺得有些悲涼。

我終於想起來了，就在接觸到那些材料之後的幾天，我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指責那個可憐的弗雷溫是一名蘇聯間諜。我想起來了，弗雷溫和那位老人之間有一些神神秘秘的相似之處，好像和極度的忠誠、失落的世界有關。你要知道，說這些是為了介紹來龍去脈，因為據我所知，每一件案例都與上百件其他案例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最後我意識到了一個事實：史邁利又一次成了我的先驅，這樣的事在我生命中時常發生。因為我還沒在訊問處那張陌生的桌子前坐穩，就發現到處都留著史邁利的印跡：在滿是灰塵的档案庫裏，在值班軍官早已過期的日志裏，在高級秘書回憶往事時的微笑裏，她們說起史邁利的時候都帶著老處女那種甜蜜的敬畏之情，說他這個人既有點像上帝，又有點像泰迪熊，還有點——不過她們說到史邁利性格中的這一部分時總是匆匆帶過——還有點像吃人的鯊魚。她們甚至會給你看那只骨瓷杯——當然是從南奧德利街上的托馬斯·古德公司152買的，還能是哪兒？——那是喬治送給安恩的禮物，她們充滿愛意地解釋說，喬治獲得緩刑回總部復職之後，把這只杯子贈送給了訊問處。當然了，史邁利的這只杯子就像聖杯一樣，任何凡人都絕不能拿它來喝水。

如果你到現在還沒有感受到的話，我可以說訊問處就是情報部裏的西伯利亞。我頗覺安慰地發現，史邁利被流放至此並不是一次，而是兩次：第一次是因為他惡毒地指責總部五樓的高層之中可能豢養著莫斯科中心的一只“地鼠”；第二次則是在幾年之後，因為他當時說對了。訊問處不僅像西伯利亞一樣單調無聊，位置也同樣偏遠。它不在情報部的主樓裏，而是坐落在白廳北端諾森伯蘭大道上的一座有山墻的建築中，在一樓占著幾間空蕩蕩的辦公室。

和周圍的其他建築一樣，訊問處也經歷過輝煌的日子。這個處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了接待陌生人而設的，職責是接收他們提供的信息、聽取他們的疑問、平息他們的恐懼，或者——萬一他們真的碰巧知道了不該知道的真相——想法子誤導他們，或是嚇得他們不敢作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