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垂竿等候的釣魚人（第2/5頁）

患難見真情。這位老養路工真正是我在危難中的朋友。他的老婆幾年前去世了，自他女兒不久前結婚以後，他就獨自一人過著日子。在我來到之後的十多天裏，他無怨無悔地擔負起了照顧我這病人的義務。每當高燒發作時，我就想一個人安靜地睡著，等高燒退去。每當皮膚涼下來時，覺得肩膀的疼痛似乎也減輕了。

我恢復得十分緩慢。雖然五天後就能下床，但又養了許多天，才慢慢有了走路的氣力。

他每天上工之前先給我弄好一天的牛奶，然後鎖好門出去。晚上回來就坐在煙囪邊的角落裏，默不作聲。附近也從不見別的人影。我漸漸好起來了，他也仍然沒問任何問題來打擾我。有幾次，他帶回前幾天的《蘇格蘭人》報給我，從報上可以看出，波特蘭大廈兇殺案的熱潮已經過去，再沒人提起。報上除了一個大概是教會活動的“全體大會”而外，再沒有其他任何東西引起我的注意。

一天，他從一個緊鎖著的抽屜裏取出我的皮帶。“這裏面有很多很多錢，”他說，“你最好數一數，看有沒有少。”

他甚至從來也沒問過我的名字。我問他，我頂替他在路邊幹活以後，有沒有人來查問過。

“噢，是的，來過一個開汽車的人。他查問那天是誰頂的我的班。我先裝作不明白他在說什麽，但他盯住不放，我便說，也許他說的人是我那個從鄉下來的堂兄弟吧，他有時來給我幫忙。那人長得一臉怪樣子，說的英語我大半都聽不懂。”

最後幾天，我已非常焦急。所以一待身體復原，便決定馬上離開。但我真離開時，已是六月十二日了。那天，正好有個叫希斯勞普的人趕牛去莫法特的集市，他早晨經過我們那小屋時進來吃早飯，並自告奮勇要帶我一起上路。

我費了很大勁，才說服滕布爾先生收下了我的五英鎊，作為我這些天的食宿費用。我從沒見過像他這麽自尊的人，我逼他收錢，他一下子變得面紅耳赤，認真發起脾氣來，以致最後收下錢時，連聲謝謝也沒說。我告訴他，我欠他的太多了。他聽了，嘴裏只咕噥著說了句：“善有善報。”你要是見了這告別的場面，沒準兒會以為我們是吵了場架，不歡而散呢。

希斯勞普是個快樂的家夥。我們爬過山口，下到陽光明媚的安南山谷，一路上他不住嘴地嘮叨。我也大侃加洛韋的市場情形和綿羊的價格，弄得他大概認定我是個什麽地方來的綿羊販子。也許真有點像吧，我身披花格呢披肩，頭戴舊氈帽，活脫脫一副蘇格蘭鄉民的樣子。不過，趕牛卻是件磨人的活計，我們花了整整大半天，才走完二十公裏路。

如果是在平時，不這麽心急的話，我會很享受這段時光的。陽光燦爛，天空晴朗，一路上，步移景換，一會兒是棕黃的山野，一會兒是綠茵的草場，滿耳只聽得雲雀的鳴囀，麻鷸的嘁喳和溪水的潺潺。但我沒有心思欣賞這初夏的景色，也沒有興趣傾聽希斯勞普的絮叨。我的心思被憂慮和焦急所壓倒，六月十五日這個命運攸關的日子一天天臨近了，我要完成的任務還困難重重，看不到任何希望。

到了莫法特，在一個簡陋的客棧吃了點晚飯，我便向三公裏外的鐵路交叉站走去。往南去的夜間快車要到半夜才到，為了消磨這段時間，我走進山裏，在山坡上躺了下來。白天走路走得太累了，所以一下子就睡著了。我睡得過了頭，跳起來跑回車站時，只差兩分鐘就開車了。三等車廂裏的坐墊又臟又硬，彌漫著陳濁的煙草味，但我心情卻快活了起來，無論如何，我覺得現在我又開始了我的工作，一切又在我的掌控之中了。

半夜一兩點鐘我在克魯維下了車，等到六點鐘才搭上去伯明翰的列車。當天下午到達瑞丁，再換乘支線列車深入巴克夏地區。不久，車就行駛在了草木青蔥，溪水潺湲的平原地區。晚上八點鐘時，我風塵仆仆，旅途勞頓，模樣大概像個農工或者牧工，在一個叫做阿廷斯維爾的小站下了車。我手臂上搭著我的蘇格蘭黑白格子呢披肩，因為一出蘇格蘭邊界進入英格蘭，我就不敢再披著它招搖過市了。車站月台上閑散著幾個人，我想了想，沒敢向他們問路，想想還是等他們走了再說。

我走的這條路穿過一大片山毛櫸樹林，伸進一個平緩的山谷，從丘陵的綠色山坡上，可以隱約地望見遠方的樹林。離開蘇格蘭，進入英格蘭之後，到處可見一叢叢的椴樹。栗樹和丁香正開放得花團錦簇，空氣不再那麽幹爽、凜冽，而變得溫潤而芳香。

不一會兒，我來到了一座橋邊。橋下夾岸雪白的水毛莨間，一條清澈的溪水緩緩在流淌。橋前方有一座水磨坊，堰槽上泄下一股清涼的流水，發出悅耳的撞擊聲，在宜人的暮色中回響。置身在這樣的氛圍裏，我一下子心神怡然，輕松了許多。我望著深綠的樹木，情不自禁地打起了口哨，吹出了那首叫做《安妮·勞莉》的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