貓頭鷹河橋上的絞殺

在亞拉巴馬州北方,一個男人正立在鐵橋邊,俯視著腳下20英尺外的湍急河水。這人的雙手倒捆在後,手腕被繩子綁在一起,一根粗繩不很緊地套在脖子上,他的頭被縛在一個木絞架上,繩子松弛的一端垂到他的膝蓋邊,幾塊松動的木板正可供這位瞌睡者支撐在鐵軌上,而他的行刑者——兩個聯邦軍的士兵,由一個中士指揮,這個中士不當兵的話很可能是一個不錯的助理法官。臨時站台上一個佩戴軍銜的軍官,全服武裝,來回踱步,他是個上尉。橋的每一端都有一個哨兵,拿著槍站崗,這種哨位通稱為:支柱,就是說,前臂托住槍把經過胸部——一個生硬垂直拘謹的部位,將槍靠在左肩上,使身體保持一個筆直的姿態。

還沒有跡象表明這兩個士兵知道在鐵橋的中間會發生什麽事,他們只是封鎖這裏不讓人通過,橋兩端的哨兵互望不見,這條鐵路徑直延伸到一百碼開外的一個森林,然後拐個彎,消失在視野外,無疑,遠處有一個堡壘,河對岸是一片開闊地,一個和緩的斜坡上直立的三棵樹幹紮成圍欄,黃銅制大炮口正伸出來俯視著鐵橋,在橋和壁壘之間的斜坡中段是些旁觀者,一隊站成一條線的士兵,正作“操練中的稍息”,槍托著地,槍管稍稍傾斜,靠在右肩,雙手扶在槍把上,一個中尉站在隊列的右端。他的軍刀刀尖著地,左手擱在右手上,除了在橋中間的四個人,再也沒有一個人動彈,這隊士兵面向著鐵橋,如磐石般注視著。一動不動。哨兵面對著河,象塑像一樣裝飾著鐵橋,這個上尉交叉著雙手站立,一言不發,看著部下的行動但沒有任何表示。死亡是一位貴族,當他駕臨時,都會受到正式的敬意,甚至對他最熟知的人。在軍規的條例中,沉默和固定是服從的形式。

這個男人被套著,約莫35歲,他是一介草民,單從他的服飾判斷可看出他是種植園主。他的面相不錯,挺直的鼻梁,堅毅的嘴唇,寬寬的前額,長而又黑的頭發,筆直地梳理直垂在耳際的外衣領口邊。他長著一撮小胡子和尖尖的下頦,但沒有一點絡腮胡子,他的雙眼很大,灰黑色裏有種和善的表情,幾乎不能想像這人的脖子套在絞索裏。顯然這一切都不是粗俗的刺客能幹的,豐富的軍規條例對絞死各種各樣的人都有具體規定,而紳士是不包括在內的。

各種預備正在完成,兩名聯邦士兵走到一邊,每人將要抽掉正站著的木板。這個中士轉向上尉,行了個軍禮,馬上就站在上尉身後,上尉接著邁開一步,下面的行動留給了受刑者和中士,他們正站在同一塊木板的兩端,這塊木板架在橋的三根枕木上,這個受刑的人站的位置幾乎差一點點就是三根邊的第四根枕木了,這塊木板剛才一直被上尉的體重恰好平衡住,現在也被中士所平衡著。

一個信號如從上尉那兒發出,中士將會跳向一邊,這塊木板將傾倒,而受刑者將從兩條枕木中間落下而被吊起來。這個男人對這個安排本身已作出了簡單而有效的判斷。他的臉既未蓋住雙眼也未蒙瞎,他盯住他的“馬上不能立足的落腳點”,眼光遊蕩在腳下急流的漩渦上,一片隨波逐流的浮木吸引了他的注意,他的雙眼和木頭一起起伏,真慢啊這木頭移動著,水流多麽舒緩。

他閉上眼睛為了最後再好好想想他的妻子和孩子,這水被清晨的陽光塗抹得金光亮霞,在河岸遠處是沉沉的朝霧,這些士兵們,這一片浮木,都使他神思恍惚。現在他意識到了一個新的騷擾,他正想著他的親人,不料被一個聲音撞擊著,這聲音他既不能不聽,但也聽不明白,很尖銳的、清晰的、金屬般敲擊聲,與鐵匠的鐵錘同鐵砧的相撞聲,真是異曲同工。他不知道這聲音是什麽,是在很遠的地方還是在近旁——好像都是。這聲音很有規律和喪鐘的鳴響一樣緩慢,他等待每一個敲擊,沒有反抗。也沒有理解,這沉靜的刹那顯得過於漫長,這延續的沉靜使人迷狂隨著這沉靜刹那越來越稀有的聲音,變得更響更尖厲了,這聲響象一把刀刺進他的耳中,他害怕,他要尖叫起來。他所聽到的是他手表的嘀嗒聲。他不能閉上雙眼,他再看看身下的河水,“如果我能使雙手松綁,”他想,“我就能扔掉絞索,跳入河中,潛入水中我就能避開子彈,猛力地遊到岸上,跳進樹林裏,然後回家,我的家——謝謝上帝,還在他們的視線之外,我的妻子和孩子離這幫入侵者還遠著呐。”

這些念頭一下閃進了他的腦中,與其等死,不如試它一試,這時上尉沖著中士點了點頭,這個中士馬上跳向一旁。

佩頓·法誇爾是一個富有的莊園主,屬於亞拉巴馬一個受人尊敬的世家。作為一個奴隸主,而且也象其他奴隸主、政客一樣,他很自然地是一個天然的分離主義者,並且很熱心參與南方的事務,這些環境產生了他固執的稟性,阻止了他效力於、服務於這些英勇的同沒落的奴隸制進行戰鬥的士兵。他在這默默無聞的克制中十分焦躁,他盼望他的巨大精神壓力得以解脫,更多士兵的生命得到解脫,並有機會獲得榮譽。這個機會,他感到將要來臨,就象戰爭的一切來臨一樣。因此他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對他來說因為太卑微了,而不能幫助南方,也沒有去冒風險,因為太危險會承受不起。如果始終如一地具備這樣一個平民化的品質,這個平民應該內心是一個士兵,他非常忠誠,沒有什麽太多的資格同意一個無賴的詭辯,無論是卷入愛情還是戰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