弑君時代（第3/5頁）

白敏中答：“景陵山陵使令狐楚。”

宣宗問：“他有兒子嗎？”

白敏中答：“長子緒，隨州刺史。”

宣宗說：“有做宰相的才華嗎？”

白敏中答：“緒小時候患有風痹，不能擔重任；次子绹，湖州刺史，有台輔之器。”

就這樣，令狐绹被召到長安，出任翰林學士，轉年就當上宰相。雖然宣宗對令狐绹不錯，但後者鑒於“甘露之變”的慘痛教訓，沒敢采用激進的辦法對付宦官，只提出了一個保守之策：有罪的宦官，當然要懲處，空下來的職位，則不再安放新的宦官。宣宗不太滿意，他親自宣布了一條詔旨：如果軍中將帥出現差錯和罪責，監軍的宦官將擔負連坐的責任。這個措施應該說是非常有針對性的。

在這種局面下，有些宦官坐不住了。

《新唐書》：“（嚴遵美）父季實，為掖庭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謀弑宣宗，是夜，季實直鹹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明日，帝勞曰：‘非爾，吾危不免。’擢北院副使。”也就是說，宦官已經開始動手了，只是沒得逞而已。也正是從這時候開始，宣宗發現身邊那些性別模糊的臉漸漸變得陌生而可怕起來。

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春，宣宗想在朝廷上尋找可以信賴的大臣，商討對付統領神策軍的權宦的計策。但一談到這個問題，大臣們都顧左右而言他，不願意參與其中，當年“甘露之變”失敗，宦官仇士良誅殺四宰相的一幕似乎就在眼前。宣宗當然非常失望，一種巨大的孤獨感籠罩了他。他明白，大臣已習慣了這種政治框架，宦官喜歡擁立皇帝，就叫他們擁立去吧，誰坐在龍椅上對大臣來說沒太大區別。

在這種情況下，宣宗想到跟自己關系最近的大臣韋澳。

前一年，韋澳檢校工部尚書兼孟州刺史的，且充河陽三城懷、孟、澤節度使。《東觀奏記》中有這樣一條極有價值的記載，披露了當時宣宗危險的處境和他所采取的措施：“韋澳在翰林極承恩遇，自京兆出為河陽三城節度使，當軸者擠之也。大中十三年三月，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就加中書令，上命宣徽南院使王居方往魏博賜麻制，假道河陽。上以薄紙手詔澳，曰：‘密飭裝，秋當與卿相見。’戒居方曰：‘過河陽以此賜澳，無令人知。’居方既至，密以宸翰授澳。上七月寢疾，八月晏駕……”

文宗之後，天下多變，唐史開始一點點空白。裴庭裕在昭宗時代被賦予編撰《宣宗實錄》的責任。

修實錄前，裴庭裕“自為兒時，已多記憶，謹采宣宗朝耳聞目睹”，撰成《東觀奏記》三卷，以備史官使用。該書內容相當嚴謹。按裴庭裕記載，宣宗在感到身邊宦官的威脅後，發現朝堂上又無人可用，於是派忠心於他的宦官王居方，假借出使河北魏博鎮，中途繞道河陽，給在那裏的韋澳帶去親筆信。為了以防萬一，在信中他沒說得太直接，似乎是在向韋澳討養生秘方：“久別無恙，知卿奉道，得何藥術，可具居方口奏。”隨後，他又隱晦地告訴韋澳：“秋當與卿相見。”

大唐皇帝竟困頓如此。

韋澳似乎有些覺察，回信給宣宗：“……方士殊不可聽，金石有毒，切不宜服食。”

王居方回來後，把韋澳的書信呈上，宣宗看後“嘉其忠”，向左右展示說：“韋澳有宰相之才，我將召他回來，委以重任。”

這一切看上去就非常自然了，韋澳回京也就不突兀了。只是宣宗仍舊低估了宦官的陰險與殘酷。他帶信給韋澳是大中十三年春，到夏六月，宣宗病了，他的後背生了小瘡，但並無生命危險。但宣宗是何等聰明的人物，知道自己這一病，就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因為按唐宮的經驗，心懷不軌的宦官往往會選擇這時候向皇帝下手，隨後向朝臣宣布皇帝死於疾病。

宣宗的想象馬上就得到證實。

有人要動手了。他就是左神策軍護軍中尉王宗實。史上對此人沒有明晰記載，只知道他是宣宗時代的宦官，掌握著神策軍主力。宣宗擔心的正是此人。就在六月，王宗實借口宣宗染疾不能外出，動用親信軍士與宦官，將其半軟禁起來。宣宗是八月七日被宣布死亡的。六月到八月這兩個多月的時間裏，皇帝跟外面的大臣失去了聯系。

困頓中的宣宗仍決定發動最後一擊，他采取了一個冒險措施：用當年文宗之策，提拔一派宦官，打擊另一派。他想到內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以及為他送過信的宣徽南院使王居方。在八月初的一天，找了個機會，詔三人入寢宮，告訴他們輔佐好皇子夔王滋，等於給此三人暗示，自己是信賴他們的。

《東觀奏記》裏還有非常重要的一段：“上自不豫，宰輔侍臣無對見者。瘡甚，令中使往東都太仆卿裴詡宣索藥，中使往返五日。復命召醫瘡方士、院生對於寢殿，院言可療。既出，不復召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