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最後一個問題：你怎麽看深圳這城市？”

劉元想了差不多有一分鐘，拳頭拄著下巴，對著攝像機慢條斯理地說：“深圳是個讓人又愛又恨的城市。因為它堅硬的墻、冷漠的心，以及脆弱的生活。”

“脆弱的生活？”

是的，脆弱的生活。

再也沒有堅不可摧的愛情，山盟海誓太容易被擊潰，再堅固的感情也敵不過無處不在的誘惑。如果你是個漂亮姑娘，嫁人一定要嫁有錢人，既然結局同樣是被拋棄，苦苦堅守的青春只換得一紙休書，又何必讓你的美貌委身於貧窮；如果你是英俊的小夥子，請記住今日的恥辱：你的愛情永遠敵不過金錢的勾引，你萬般哭訴，百般哀求，你的漂亮女友還是要投身有錢人的懷抱。所以，讓仇恨帶著你去賺錢吧，等你發了財，就可以勾引別人的漂亮女友了。

再也沒有同生共死的友誼，如果出賣你能發財，沒有一個人會舍錢而要你。酒酣耳熱時的好兄弟，信誓旦旦的真朋友，都是你潦倒時的陌路人。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深夜，有個二十一歲的江西姑娘服毒自殺，死前曾給二十幾個人打過電話，那些人中有她的老鄉、同學、曾經的男朋友，還有一個是她的堂哥。那天是建國五十周年大慶，深圳街頭禮花絢爛、彩旗飄揚，人人喜笑顏開，那姑娘在一片歡呼聲中黯然死去，死前留下一紙遺書，感慨人世悲涼，說至死都沒人挽留她，“沒有一個人愛我，沒有一個人關心我。”

“沒有人關心你，所以你也不需要關心別人，”劉元慢條斯理地說，“在這個城市，錢比老婆重要，一張暫住證勝過所有的朋友。”

劉元在鶴堂公司工作了四年多，工資一漲再漲，到一九九八年七月份，月收入已經超過了一萬二千元，雖然沒法跟歐美公司的高級職員比，但勉強也可以冒充打工貴族了。那時的劉元一副白領派頭，上武裝到牙齒，下武裝到內褲，一身都是“夢特嬌”，一雙鞋值一千多，連襪子都是名牌。每次出門辦事，腋下總夾著一個黑糊糊的皮包，看起來粗不棱登的，卻是正兒八經的Polo，在西武百貨打完折都要四千多。

同來深圳的三個人裏，肖然成了千萬富翁，住別墅開奔馳；陳啟明賬戶上也有幾百萬，住豪宅開本田，只有他還是個窮光蛋。劉元一想起這些來就忍不住郁悶，眼中冒火，心裏生煙，想肖然懂個屁的管理，陳啟明懂個屁的投資，但他們說發財就發了財，自己枉有一身本領，卻只能苦巴巴地挨日子，真是氣死個人。

人不能總是昂著頭，往下看看，他混得其實也不算太差，他有個部下叫王志剛，北京大學的碩士，比他早來公司一年，幹了這麽久，工資連他的一半都不到；小師弟張濤就更慘，在深圳混了半年，破產了一次又一次，所有能借錢的地方都借到了，最後跟劉元乞討了四百元，灰溜溜地回了家。過了幾個月又卷土重來，發誓不混出個人樣來死也不走，但到現在也沒找到一份固定工作，隔三差五來找劉元融資。劉元施舍了兩次，一次三百，一次二百，雖然明知道這錢是打狗的肉包子，卻也不好意思拒絕。誰知張濤借錢上癮，一而再，再而三地登門，用劉元的話說就是“逼著我不講義氣”，只好老著臉皮拒絕。張濤大和尚化緣不成，淒淒慘慘地下了樓，一邊走一邊嗚咽不止，劉元看在眼裏，酸在心頭，不過想想也是沒辦法，誰又能照顧誰一輩子呢？

劉元的房子還沒裝修，也沒什麽家具，空蕩蕩的。公司名義上把這房子賞給了他，但產權證卻一直扣著，說是要再服務三年。日本鬼子的公司注重親和力，講究終身雇傭，不過花招也不少，有那套房子釣著，他即使想走也走不了。一九九八年的劉某人在深廣管理界頗為有名，經常參加各種形式的管理沙龍，有時候還當演講嘉賓，一談起他的“責任——程序——標準”的管理模型，台下總是一片贊嘆。幾家獵頭公司都找過他，說你跳槽吧，保證工資比現在高得多。劉元聽了只有苦笑，感覺像條咬了鉤的魚，想掙又掙不脫，房子，唉，房子，在城市裏生活，還有什麽是比它更大的魚餌？劉元已經厭倦了搬來搬去的生活，找房子、看房子，向中介賠笑，對保安作揖，然後搬著那堆破破爛爛的家具走上大街，誰看你都跟看叫花子一樣，想想都要臉紅。

跟趙捷約會了兩次，也上過床了，但劉元一直沒找到戀愛的感覺。他經歷了那麽多女人，溫柔的、潑辣的、冷淡的、熱情的，曾經滄海難為水，如今連太平洋都蹚過了，還能找著真正的水麽？所以趙捷一說起那些愛不愛的，他就渾身難受，怎麽聽怎麽像撒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