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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開寫字台邊上的抽屜，裏面還有大約兩百元，這是我現在所有的錢，我把那兩百元放進空空的錢包，然後打電話給電視台的一個制片人，催他快些結賬，他支支吾吾，於是我就不斷地打出電話，不厭其煩地找到各個與結賬有關的人，終於，兩個小時後，我可以去台裏領取我的最後一筆五千元稿酬，我帶上身份證，來到電視台，開了進門條，經過一系列周折，領到酬金，然後給大慶打了一個電話，大慶此時正在家裏睡覺，通過電話，我聽到他用含混不清的聲音咕嚕了一聲“過來吧”，我掛斷電話，出了電視台，坐上一輛出租車，來到位於航天橋附近的大慶家，他打開門，然後鉆回被窩，繼續蒙頭大睡，我聽著他的呼嚕聲，坐在他的雙人沙發上，看著他的鬧鐘一秒一秒地走動，看了幾圈，便進入了夢鄉。

17

我喜歡找大慶，有事的時候找他，沒事的時候也找他，大慶也不喜歡一個人呆著，寧可整夜夜不歸宿，與我、還有其它一些朋友呆在一起，他管那叫“耗著”。

於是，在我們都無所事事的時候，就聚在一起耗著。起初，我們聚在一起談論電影，談論施隆多夫，談論馬丁。史高西斯，談論伯格曼、費裏尼或塔爾科夫斯基，然後我們談論海德格爾，談論波爾，談論尼采，談論利奧塔，談論所有那些時髦的作家，談論他們的作品及人生，當發現一切都是紙上談兵，與我們沒有任何關系的時候，我們就改成談貝多芬，談梅西安，談貝裏尼，然後話題轉到畢沙羅、達利或是米開朗基羅身上，當然，他們與我們也沒有任何關系，因此，最終，我們談無可談，就圍坐在一起幹耗。

一幹人中，只有大慶有一個固定女朋友，她在公司上班，叫吳莉。吳莉工作很忙，而且與大慶的生活習性剛好相反，大慶睡覺的時候，她上班，當她回家睡覺時，大慶卻要出門了。

然而，在大慶的情感生活裏面，吳莉卻是站在一個制高點上，大慶的天性裏，喜歡各種各樣的姑娘，但他無法離開吳莉，他的頭腦在想到與吳莉的關系時最多想到分手，但再往下想，分手以後的吳莉會再有新男友，這個念頭簡直就能要大慶的命。因此，在外面混的大慶往往在姑娘方面無所作為。

我個人認為，大慶的生活方式值得羨慕，簡直可以用貝克特《等待戈多》裏的一個人名來稱呼他——幸運兒，沒錯，他是個出汙泥而不染的幸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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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便提一句貝克特，此人是我私人比較喜歡的一個作家，他是一個愛爾蘭人，世人對他的認可可用1969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來概括，在他最悲慘的幾年中，他曾靠他的情人做苦工掙來的錢生活，為了擺脫喬伊斯對他的影響，他竟用法語寫作他主要的作品，包括《莫洛伊》，《馬洛納之死》，《無名的人》和《怎麽回事》四篇，這些作品千篇一律，枯燥乏味，充滿獨白與囈語，主人公一律完全無可救藥，如同他自己。據說他總是在大醉中奮筆疾書。世人開始對他真正關注始於他的一部前面提到的話劇《等待戈多》，因為這部話劇，貝克特的生活得以改善，並以話劇的形式把自己的小說重復了一遍，然而不幸的是，世人僅僅對他的話劇感興趣，而把他的小說扔到一邊，實際上，他的話劇比起他的小說來，可以說是拙劣透頂。

貝克特說過：沒有什麽比不幸更可笑。

貝克特還說過：人生的惟一內容就是沮喪。

我喜歡《無名的人》，整部小說是由一個莫名其妙的生物敘述，他被命名為馬胡德，敘述者雙手放在膝上，坐在一個水缸裏，沒有行動的能力，他的腦袋是一個大而平滑的球體，沒有面部特征，他的眼睛又像是含著淚又像是充著血，他沒有鼻子，看不出是男是女，沒有毛發。

像貝克特筆下所有的人物一樣，馬胡德的需要和痛苦來源於一點，那就是說話，他必須不停說下去，他是為解脫說話帶來的苦難而說話。他敘述的內容有零零星星的知識和信息比如他的出生地，比如關於上帝，關於罪與贖罪，關於母親等等。還講些斷斷續續的故事，比如關於他生活在某飯館門外的一口缸裏的故事等等，小說最後一個句子長達一百二十頁。

貝克特是個徹底的悲觀主義者，他的一生用盡全力所做的事情便是把他的悲觀情緒講給別人聽。他毫無希望地講著，他想象中的聽眾自然也是毫無希望地聽著，一切都毫無希望，在他不著邊際的敘述中，你無法確定任何東西，主人公沒有前因，也沒有後果，沒有時間，也沒有地點，更沒有所謂的主要事件、人物關系，主人公似乎在做著什麽，又似乎沒做，總之，一切都混亂不堪，敘述就在這種混亂不堪中堅持不懈地進行著，總體看來，他在小說中要表達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沒有事情發生，什麽也沒有發生，既然沒有發生什麽，當然，事情也就無從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