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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期間，音樂廳進入淡季，一星期只有兩場演出，但姑娘中來了不少新面孔，一個下雪天，我通過望遠鏡，在夜色裏看到我老婆出現了，她東張西望地往前走，長得叫我為之怦然心動，明顯的表現是，我在迎上前時摔了一跤，剛巧摔到她腳下，她繞開我，繼續往前走，我爬起來，緊跟過去，她直奔售票處，在那裏詢問了半天，腦袋差點紮進那個售票的小窟窿，最後失望地轉回身來，正和我撞個滿懷，我抓緊時間，幾近瘋狂地問道：“要票嗎？”

她點點頭。

我攤開手：“我也沒有。”

她連“神經病”都沒說就從我身邊走開了，把我身上背的書包撞得響了起來，當時裏面足有十五個望遠鏡。

我看見她一晃三搖地穿過人群，向音樂廳的小門走去，急忙追上去，在她前面擋住去路，擋的非常不是地方，正是門口，進來的人把我撞得站立不穩。

“你是學音樂的嗎？”我問她。

她疑惑地點點頭：“怎麽啦？”

“我可以想辦法弄到票。”我說。

“我錢不夠。”

“你有多少？”

“四塊一。”

當晚的最低票價是五元，是個外國交響樂團的演出。

我說：“你等等，我也許有辦法。”

“為什麽？”

“你是學音樂的嗎？”我再次問她。

“是。”她幹脆地答道，“我拉低音提琴。”

我花了四十元買到兩張票販子賣的票，我們倆一齊進場，坐在第六排靠中間的座位上，開演後我遞給她一個二點五倍的望遠鏡，自己又拿出一個四點五倍的，一同往台上看，她按住我的望遠鏡，問：“你是幹什麽的？”

順著她的目光，我發現她正注視著我打開的包裏的一堆望遠鏡，我刷地拉上拉鏈，把包往腳下一放：“你別管了。”

那是我第一次沒有在音樂廳睡去，演奏過程中，我不斷換望遠鏡，我使完一個，她就管我要過去，這樣，在中場休息時，我們倆人手裏共有四個不同倍數的望遠鏡，都掛在脖子上，一人掛兩個。

我們一起走到畫廊，一幅幅看那裏掛的油畫，其中一幅畫的是貝多芬的一個情人叫愛麗絲的，背景一片模糊，愛麗絲體態肥胖，穿著一件好像豆包布的燈籠袖上衣，一手托腮，眼睛看著遠方，臉上是健康的腓紅色，下面一行小字：“貝多芬曾為她創作《月光》。”

我一指：“她這樣的，在我國自由市場就能搞到。”

旁邊一個女孩聽了笑出聲來，我未來的老婆嚴肅地看了我一眼，向下一幅畫走去，沒走幾步就笑了起來，這一笑，越發不可收拾，直至笑彎了腰，我走到她旁邊，也彎下腰，問她：“你沒事吧？”

回去的路上，我送了她一段，我們兩人一前一後從六部口走到西便門，又從西便門經菜市口走到虎坊路，再從虎坊路走到天壇公園西門，最後，我們在天壇醫院家屬樓前停住，她指了指三樓的一扇窗戶，告訴我：“那就是我們家。”

擡頭看去，她們家漆黑一團。

我點頭，她鉆進樓洞，隨著達達達的腳步聲消失在黑暗中。

她叫張蕾。

後來，當然有後來。

再次見面還是音樂廳門口，她告訴我，上次回家太晚了，她父親給了她一下，她拍拍自己的肩膀：“現在已經不疼了。”

照例，我們一起聽了一場音樂會，中間我沒睡著的原因是一直在琢磨找個合適的時機好抓住她的手，但直到音樂會結束也沒找到。然後是聊天，然後是走，這一次的路線有了改變，我們從和平門一直走到前門，又從前門走到到天橋，從天橋走到天壇，從天壇走到永定門橋，又從永定門橋前面不遠沿著河坡走下到水邊，深一腳淺一腳地一直走到右安門橋，又從右安門橋折回，再次走到永定門，最後走回先農壇，回到天壇醫院家屬樓下，她再次鉆進門洞，再次對我說：“我爸沒準兒又要打我。”

很快，隨著一陣腳步聲，她走到三樓，不久，上次她給我指的那扇窗戶裏的燈亮了起來，窗簾被拉上，傳出男人的怒吼聲，不用問，是她那個討厭的爸爸。

不久燈滅了，一切歸於沉寂，我返身回家，我要說的是，那兩天晚上，我也挨了我爸一頓臭罵，因為回家太晚了。

我們走的時候也聊天，說話的人主要是我，張蕾在我旁邊走，我就不停地說話，我不知道她聽沒聽，反正我說我的就是了。我說話的內容是海闊天空，但也是胡說八道一氣，有時我看見她在悄悄笑，就知道她在聽，更多的時候，她走她的，似乎跟我是素不相識的路人，我於是更加賣力地說下去，每當那個時候，我一般都很緊張，結果說出的話也是語無倫次，一般說上十幾分鐘之後，她會露齒一笑，這樣我便放松下來，接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