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哲學的庇佑下，我極大地改善了精神平衡狀態，盡管幻覺（而不是抽象的印象）逐漸變得越來越頻繁，還令人不安地充滿細節。1922年，我自認為能夠從事穩定的工作了，於是接受了大學的心理學講師職位，讓我學到的知識派上用場。我的政治經濟學職位早由其他有資格的人士接手了。另外，比起我執教的時代，經濟學的教學方法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兒子此時已是一位研究生，最終成為心理學教授，與我聯手做了大量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