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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行李給他們。”克裏希納急速說道。他大大咧咧地做了個手勢，搬運工一擁而上，爭搶我們的袋子。

我們沿著弧形的車道只走了六十步左右。氤氳的濕氣墜得空氣沉甸甸的，像浸透了水的軍毯一樣又黑又重。有那麽一瞬間，我恍惚覺得是在下雪，空氣中似乎有白色的碎屑飄拂，然後我意識到，那是無數昆蟲在航站樓探照燈的光束中飛舞。克裏希納朝搬運工做了個手勢，指指不遠處的一輛車，然後我驚訝地停下腳步。“是輛巴士？”我問道。雖然那輛藍白色的車看起來更像是小面包車，而不是正經大巴。車身上噴著美國教育基金會印度分部的縮寫，USEFI。

“對對對。只有這輛車了。咱們得快點兒。”

一名搬運工像猴子一樣敏捷地爬上車頂，其他人把四個行李袋挨個兒遞給他，然後他再把行李綁在車頂的架子上。他們用一條黑色的塑料繩綁行李的時候，我漫無目的地想，我們幹嗎不直接把行李塞進車裏呢？管他呢。我聳聳肩，找出兩個五盧比的硬幣準備給搬運工當小費。克裏希納取走了我手裏的一枚硬幣，然後把另一枚還給我。

“不要，太多了。”他說。我再次聳聳肩，然後扶著阿姆麗塔把她送上車。搬運工焦躁的叫喊終於驚醒了維多利亞，她大哭起來，又為這片喧囂增添了新的音符。我們沖著睡眼蒙眬的司機點點頭，坐到右邊第二排座位裏。克裏希納在門口跟三個搬運工爭執。他們的孟加拉語說得很快，阿姆麗塔沒法完全聽懂，但仍能捕捉到只字片語。她告訴我說，那些搬運工很不高興，因為五盧比沒法平均分成三份，所以他們要求克裏希納再給一個盧比。克裏希納喊了幾句，然後試圖關上巴士車門。年紀最大的那個搬運工臉上溝壑縱橫，胡茬兒都已經白了，他上前一步，用身體擋住了折疊門。其他搬運工從航站樓門口向這邊走過來，叫喊聲開始變成咆哮。

“看在上帝的份兒上，”我對克裏希納說，“拿去，再給他們幾個盧比吧。我們趕緊離開這兒。”

“不行！”克裏希納的視線掃過我們這邊，現在那雙眼睛裏的暴虐已經掙脫了束縛。他的表情看起來有些兇狠，就像某些血腥運動的玩家一樣。“太多了。”他固執地說。

現在已經有一群憤怒的搬運工聚集在巴士門口，突然他們開始伸手拍打車身。司機坐直身體，緊張地調整著頭上的帽子，門口那個老頭兒已經踏上了最低的一級台階，似乎想擠進車裏，但克裏希納伸出三根手指堅定地按向他赤裸的胸口，老頭兒後退一步，回到了棕褐色的人群中。

幾根粗糙的手指突然抓住了阿姆麗塔身側半開的車窗，一臉燒傷疤痕的搬運工正在往上爬，就像在做引體向上。他的嘴巴在幾英寸外神經質地快速開合，我們都看見了，他沒有舌頭。唾沫噴濺在塵跡斑斑的車窗上。

“見鬼，克裏希納！”我猛地站起身，打算直接把錢給搬運工。就在這時候，三名警察從陰影裏冒了出來。他們頭戴白色頭盔，身穿卡其色短袖上衣，腰纏武裝帶。其中兩名警察手持“拉蒂”——印度版的警棍，沉重的木棍長達三英尺，末端鑲有金屬帽。

搬運工仍在大喊大叫，但看到警察過來，他們還是讓出了一條路。那張疤痕猙獰的臉從阿姆麗塔身側的車窗外消失了。第一個警察用棍子敲敲車頭，老搬運工轉頭跟他大聲抱怨，警察舉起嚇人的棍子，更加響亮地吼了回去。克裏希納抓緊機會一扳把手，終於關上了車門。他快速對司機說了句什麽，我們的車終於動了起來，沿著黑暗的車道開始加速。有人朝車尾扔了一塊石頭，發出哐當一聲巨響。

然後我們離開機場，拐上了一條空蕩蕩的四車道馬路。“VIP高速公路，”克裏希納還站在門口，“只對非常重要的人士開放。”右邊一塊灰撲撲的廣告牌一閃而過，上面用印地語、孟加拉語和英語分別寫著一條簡短的標語：歡迎來到加爾各答。

我們沒開車頭燈，但車頂的小燈一直沒關。阿姆麗塔漂亮的眼睛下面已經開始出現黑眼圈。維多利亞筋疲力盡，但是她睡也睡不著，哭也沒力氣，只好在媽媽懷裏一陣陣咕噥。克裏希納側身坐進我們前排的座椅，頭頂的小燈和窗外間或掠過的街燈照亮了他鷹隼般銳利的鼻子側影和憤怒的表情。

“我在美國的大學裏待了差不多三年。”他說。

“是嗎？”我說，“真有意思。”其實我恨不得一拳把這渾球兒砸個滿臉開花，瞧他惹來的好事兒。

“對對對。我跟黑人、奇卡諾人和紅印第安人待在一起，這些人在你們的國家都飽受壓迫。”

高速公路兩側黑漆漆的沼澤突然變成了路肩上的一座座棚屋。燈籠的火光透過粗麻袋搭成的墻壁漏了出來。遠處篝火照出的瘦長剪影在黃色的火光中瘋狂地跳動。沒有經歷任何過渡，我們就已離開鄉村，進入雨中的狹窄街道。蜿蜒的道路旁排布著一座座廢棄的高樓，錫制屋頂的貧民窟綿延好幾英裏，漆黑破敗的店面密密麻麻地向前延伸，完全看不到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