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一個要求

當我死後

請不要丟掉我的肉和骨頭

請把它們堆起來

讓它們

用氣味

告訴人們

生命在地球上的價值

以及

最終

愛的價值

——卡梅拉·達斯

“我是個首陀羅種姓的窮人，我的父親雅各迪斯凡蘭·比布蒂·穆克塔南達吉生了十一個兒子，他曾加入聖雄甘地的隊伍，徒步走向海邊。

“我的家鄉是杜爾加布爾附近一個名叫安古達的村子，杜爾加布爾位於加爾各答通往賈姆謝德布爾之間的鐵路線上。安古達是個貧困的小村，外面的人對我們漠不關心。唯獨有一次，薩博蘭簡·文卡特斯瓦拉尼的兩個兒子被老虎吃掉了，布巴內什瓦爾的一家報紙派了個人來采訪薩博蘭簡·文卡特斯瓦拉尼，問他感覺怎麽樣。我記得不太清楚，因為它發生在世界大戰期間——這件事過去了差不多十五年以後，我才出生。

“我家並不是一直都這麽窮。我的祖父S.莫克西·穆克塔南達吉借過錢給村裏的一個放債人。我是父親的第八個兒子，到我出生的時候，我們早就把祖父借出去的錢都拿了回來，還倒欠了許多。為了付清部分債務的利息，我的父親不得不賣掉家裏最肥沃的六英畝土地——也就是離村子最近的那塊地。剩下的十五英畝土地零零散散分布在很遠的地方，父親把它分成了十一份，每個兒子一份，但我們的土地實在太少，每份土地種出來的東西還不夠養活兩頭小牛。

“1971年，這樣的情況好轉了一點點：我的哥哥馬梅德希沃參軍去打仗，結果沒過多久就被巴基斯坦人殺死了。家鄉的兄弟們瓜分了他的土地，但即便如此，我們還是很窮。

“於是我的父親想出了一個主意。我在杜爾加布爾的基督教農業學院讀了八年的半日制課程。那所學校是由孟加拉家畜授精中心的大富翁迪比先生資助的，規模很小。我們的書不多，老師也只有兩個，其中一個患有梅毒，腦子正在變得越來越不正常。

“不管怎麽說，我是父親的家族裏唯一讀過書的人，所以他決定讓我離開家去上大學。他打算讓我以後當個醫生，要是能做生意就更好了，這樣我就能給家裏拿回去很多很多錢。而且如果我去上學，我的那份地也就可以分給別人了。顯然，在我父親看來，一位醫生或者一位有錢的商人絕不會計較那麽一點兒貧瘠的土地。

“對於這個主意，我自己倒是有些矛盾。我既沒坐過火車，也沒坐過汽車，從沒走出過安古達八英裏以外。我可以讀一些非常簡單的書，用孟加拉語寫一些基本的句子，可是我不懂英語和印地語，唯一記得的梵語只有《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的幾句片段。

“簡而言之，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為醫生。

“父親又從放債人那兒借了一筆錢——這次是以我的名義。我那個瘋瘋癲癲的老師替我給加爾各答大學寫了一封推薦信，然後寄給了他的大學導師。迪比先生在皈依基督之前就曾向甘地發誓，他將為我們的村莊盡心竭力，鞠躬盡瘁，所以他也給大學寫了一張字條，請求他們大發慈悲，接納一名默默無聞的低種姓貧苦佃農的孩子進入神聖的知識殿堂。

“去年，大學有了一個名額。為了表示感謝，我把借來的大部分錢都送給了老師和迪比先生的秘書，然後離開家鄉，出發前往加爾各答。那時候，我真是害怕極了！

“加爾各答帶給我的種種沖擊我們先略過不提，我只能說，當時的我分分秒秒都能得到新的啟示。但是沒過多久，我就消沉下來。我的錢勉強夠付第一個學期的學費，剩下的錢根本住不起昂貴的宿舍，也不夠租學校附近的學生旅舍。來到加爾各答的第一周，我一直睡在馬坦公園的灌木叢下面，但雨季沒完沒了的雨水和警察的兩頓毒打迫使我下定決心，我一定得找個地方住。

“我在學校裏報的四門課程也不太如意。國家歷史導論的課堂上有四百多名學生，我既買不起課本，也搶不到離講台夠近的座位。老師講課的聲音很小，而且他只說英語，所以我完全聽不懂。於是我開始逃課到處去找住的地方，在那時候，我真想回到安古達的家裏。就算每天只吃一頓，每頓只吃米飯和麥餅，我的錢也支撐不了幾周。即使運氣夠好，能找到一間可以租的屋子，那我也只會更快餓死。

“就在那時候，我看到了學生論壇上一個招募室友的廣告，從此以後，一切都變了。那間屋子離學校有六英裏，位於一幢房子的第七層。整幢房子裏住的主要是來自孟加拉國和緬甸的難民。招募室友的是個一年級的學生——他比我年長幾歲，非常聰明。當時他的專業是藥學，但他希望將來能成為一位偉大的作家，如果不行的話，那就當個核物理學家。他名叫桑賈伊，我第一次見他的時候，他站在房間裏，周圍堆滿了稿紙和臟衣服，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有一種感覺，我的生活將永遠地發生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