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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希望租出去半個房間，每個月收兩百盧比。不過他肯定看到了我一臉的沮喪。當時我一共還剩下不到一百盧比，聽他說完，我就知道自己白白走了兩小時的路。失望之下，我問他能不能讓我坐一會兒，幾天前警察手持拉蒂把我打了一頓，現在我的腳疼得厲害。後來我發現，他們敲斷了我的足弓。

“聽了我的遭遇，桑賈伊充滿同情。當他聽到我被警察毆打，又給不起學校舍監索要的賄賂，他立即變得怒不可遏。後來我發現，桑賈伊的脾氣像雨季的風暴一樣狂野。前一分鐘他可能像雕像一樣沉穩冷靜，但下一分鐘也許他就會被社會的不公激怒，一拳砸向漚爛的墻板，或者猛踢蜷縮在樓梯下面的緬甸小孩。

“桑賈伊還加入了毛派學生聯盟（MSC）和印度共產黨（CPI）。雖然這兩個派別互相蔑視，經常對罵，但他似乎不以為意。盡管他的父母每個月都寄錢給他，但桑賈伊還是說他們是一對‘腐敗的資本主義寄生蟲’，因為他們在孟買擁有一家小型制藥公司。起初父母把他送到國外讀書，但他固執地跑了回來，‘重新近距離接觸祖國如火如荼的革命鬥爭’。最終他忤逆父母的心願，也不肯去孟買或德裏的老牌名校，而是選擇了粗俗平民化的加爾各答大學來完成學業。

“我們交換了彼此的人生故事以後，桑賈伊立即把租金要求降低到了每月五個盧比，還主動要借兩個月的生活費給我。我必須承認，當時我高興極了。

“接下來的幾周裏，桑賈伊教了我不少大城市的生存技巧。每天早上太陽升起之前，都會有賤民卡車司機開車將動物屍體運去煉油廠，我們可以搭他們的車去市中心。桑賈伊告訴我，在加爾各答這樣的大城市裏，種姓的界限一錢不值，革命很快就要爆發，到那時候，種姓制度頃刻間就會灰飛煙滅。我同意他的觀點，但從小接受的教育根深蒂固，公車上坐在陌生人身旁的時候，或是從街頭小販手裏接過炸甜面團的時候，我依然忍不住會想他屬於哪個種姓。總而言之，桑賈伊教會了我怎樣蹭免費的火車，去哪兒找欠我朋友人情的街邊理發師刮胡子，如何趁著幕間休息的時候擠進連放三小時電影的夜場劇院。

“那段時間我逃掉了學校裏所有的課，但我的分數從四個F上升到了三個B和一個A。桑賈伊也教會了我怎麽從高年級學生手裏買舊論文和考卷。為了買這些東西，我又被迫跟這位室友借了三百盧比，但他毫不在意。

“起初桑賈伊帶我去過毛派聯盟和印共的集會，但沒完沒了的政治演說和漫無目標的內訌讓我昏昏欲睡，沒過多久他就不再要求我陪他去了。有時候我們也會去拉克希米酒店的夜店看姑娘穿著內衣跳舞，比起政治集會來，這樣的活動顯然更吸引我，可惜次數太少。對我這樣虔誠的印度教徒來說，看艷舞簡直就不可想象，但是我得承認，我確實看得非常激動。桑賈伊說這是‘布爾喬亞式的墮落’，不過他又自圓其說地解釋道，見證這種病態的腐敗是我們的職責，革命的目標就是掃除它們。總而言之，我們一共見證了五次腐敗，每次桑賈伊都會慷慨地借我五十盧比。

“在同一間屋子裏住了三個月以後，桑賈伊向我透露了他跟本地黑幫和骷髏外道的關系。我早就懷疑過桑賈伊跟黑幫有牽扯，但我從沒想過他會跟骷髏外道混在一起。

“就連我都知道，多年來這座城市的某些區域一直處於亞洲暗殺教派和黑幫的控制之下。他們會向各式各樣的流亡者收取人頭費和保護費，同時掌控著進出本城的毒品。要是有人膽敢挑戰他們的傳統和權威，這些人絕不憚於沾染鮮血。桑賈伊告訴我，有的貧民窟居民每天晚上會從破爛的單間宿舍裏溜出來，去偷河裏的紅藍導航信號燈，就連他們都得交一份保護費給黑幫。後來黑幫手下的一艘貨船裝了一船的鴉片和走私黃金準備運往新加坡，卻因為河面的導航燈被偷，結果在胡格利河裏擱淺了。出了這事兒以後，黑幫對貧民窟那些小偷征的保護費就翻了三倍。桑賈伊說，他們不得不拿出那艘船的大部分利潤來賄賂警察和港口當局，好不容易才擺平了這事兒。

“當然，去年的這會兒，我們的國家還處於緊急狀態的最後階段。報紙必須接受審查，監獄裏滿是惹惱了甘地夫人的政治犯，有小道消息說，在南方，坐火車逃票的年輕男子都會被強制結紮。當時的加爾各答也一片混亂。過去十年來，不計其數的難民湧進了這座城市，有人猜測總人數高達一千萬，還有人說是一千五百萬。我搬去跟桑賈伊同住的時候，這座城市在四個月裏換了六屆政府。當然，最後印共趁亂奪取了領導權，可是就連他們也束手無策，整座城市群龍無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