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恩斯先生度過了難熬的兩個星期。他待在賓館的房間裏,每天中午給商會打電話,詢問那位老先生來了沒有。答案永遠是一成不變的“沒來”。田芥先生的聲音一天天變得冷漠和敷衍。貝恩斯先生準備打第十六次電話。他想,他們遲早會告訴我田芥先生出去了。那就意味著他不想再接我的電話。事情很可能會那樣發展。

發生了什麽事情?矢田部先生到哪兒去了?

他想到了一個很好的理由。因為馬丁·鮑曼的死訊立刻在東京引起了驚慌,所以毫無疑問,矢田部先生本來已經在前往舊金山的路上,過一兩天就到,但這時卻正好接到新的指示,讓他馬上返回本土作進一步磋商。

時運不好,貝恩斯想。甚至可能是災難性的。

但他只能待在原地,待在舊金山,依然想方設法地安排他專程來舊金山參加的會面。從柏林到這兒,乘漢莎航空公司的火箭助推飛機只要四十五分鐘,但現在卻……我們就生活在這樣一個不可思議的時代。我們想到什麽地方就到什麽地方,甚至可以去其他星球。但去幹什麽呢?我就這樣日復一日地坐在這兒,士氣日漸消沉,希望日漸喪失,陷入到一種無休無止的空虛無聊之中。而其他人都在忙碌著。他們沒有坐在那兒絕望地等待。

貝恩斯先生打開午間版日本《時報》,再次看了看上面的大標題。

戈培爾博士被任命為帝國總理

納粹黨委員會解決領導人問題的方案出人意料。戈培爾博士的廣播講話一錘定音。柏林民眾歡呼雀躍。正式聲明即將發表。戈林可能會代替海德裏希,上任國家安全部長。

他把整篇文章又讀了一遍,然後把報紙放在一邊,撥通商會的電話。

“我是貝恩斯先生。田芥先生在嗎?”

“等一會,先生。”

等了很長時間。

“我是田芥先生。”

貝恩斯先生長長地舒了一口氣,說道:“我們都對目前的情況感到沮喪,請原諒,先生——”

“啊。是貝恩斯先生。”

“先生,你對我的熱情款待,我無比感激。將來有一天,你會理解我為什麽要把我們的會談拖到那位老先生到來之後進行——”

“遺憾得很,他還沒有到。”

貝恩斯閉上眼睛。“或許是因為昨天——”

“恐怕不是,先生。”完全是客套話,“請原諒,貝恩斯先生。我有事情要忙。”

“再見,先生。”

哢嗒一聲。今天,田芥先生甚至連再見都沒說就掛斷了電話。貝恩斯也無奈地掛上電話。

我得采取行動,不能再等了。

他的上司一再告誡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和這裏的反間諜機關人員聯系。他只能等待,直到想辦法和日本軍方代表取得聯系。和日本軍方代表會談,然後返回柏林。但是沒有人事先預料到鮑曼會在這個節骨眼上死。因此——

原先的命令要為更加實際的判斷所取代。在目前情況下,他只有依靠自己的判斷,因為沒有其他人可以商量。

在太平洋沿岸國,至少有十個反間諜機關人員在活動,其中幾個——也可能是全部——是當地的德國國家安全局和他們的頭目福姆·米爾知道的。幾年前,他和福姆·米爾在納粹黨的一次會議上見過一面。這個人在警察系統的名聲不太好,因為在1943年,正是他阻止了英國人和捷克人謀殺海德裏希的計劃。因此可以這樣說,是他救了屠夫海德裏希,幫他撿了一條命。不管怎麽說,從那以後,福姆·米爾在國家安全局內平步青雲。他不單純是一名警察官僚。

事實上,他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人物。

即便柏林的反間諜機關和東京的特工組織采取了預防措施,德國國家安全局仍有可能獲悉這次在舊金山第一商會的碰面。但是這裏畢竟是日本的管轄範圍。國家安全局無法幹涉。但只要德國主犯一踏上德國領土,國家安全警察就可以將他逮捕——在目前情況下,主犯就是他自己。但是目前,他們對日本主犯或者這次會面仍然無計可施。

至少貝恩斯希望如此。

有沒有可能國家安全局已經成功在中途扣留了那位日本老先生?從東京到舊金山的路途遙遠,對一位年事已高、身體虛弱且乘不了飛機的老先生來說更是如此。

我要做的,貝恩斯知道,就是從我的上級那兒了解矢田部先生還來不來。他們肯定知道。如果國家安全局扣留了他,或者東京政府把他召回去了——他們也會知道。

如果國家安全局有辦法找到那位老先生,貝恩斯心裏明白,他們就一定能找到我。

但即便情況如此糟糕,也不是毫無希望。在妙喜賓館的房間裏一天天等待的時候,貝恩斯先生想到了一個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