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涅墨西斯（第2/13頁）

“可是，”魯本斯不解地問，“如果人類如此憎惡殺人行為，為什麽還會有戰爭？就憑百分之二十的開槍率，美國又是如何在二戰中取勝的呢？”

“首先，在男性士兵中，有百分之二是‘天生殺人魔’，可以毫無顧慮地殺人，即精神變態者。但是，他們中的大多數返回社會後會過著普通的市民生活，只有在戰爭中，他們才會變成對殺人行為毫無悔意和自責的‘理想的士兵’。”

“可是，光靠這百分之二的士兵，怎麽可能取得戰爭的勝利？”

“實際上，將剩下的百分之九十八的士兵培養成殺人惡魔是很簡單的。首先，通過對權威的服從和歸屬集團的同一化，消除個人的主體性。然後，很重要的一點是，讓士兵與殺戮目標保持距離。”

“距離？”

“嗯。這個詞由兩個概念構成：心理距離和物理距離。”

比如，如果敵人屬於其他人種，或者語言、宗教、意識形態不同，那就會有心理距離，殺起來會容易得多。平時就與其他民族有心理距離的人，即相信自己所屬民族優秀、其他民族劣等的人，在戰爭中很容易變為殺人者。在日常生活中，這樣的人很常見。只要再將敵人劣等、與畜生無異的觀念灌輸進他們的意識，打著正義旗幟的殺戮就可以開始了。這種洗腦教育，在所有的戰爭中，乃至平時，都屢見不鮮。給敵人取諸如“日本佬”“越南豬”之類的蔑稱，就是這種教育的第一步。

“為了保持物理距離，”心理學家繼續道，“就必須使用武器技術。”

在戰鬥最前線遲疑開槍和不願開槍的士兵，只要與敵人拉開一段距離，就會毫不猶豫地使用更具破壞力的攻擊手段——發射迫擊炮或艦載炮、飛機空投炸彈等。在眼前射殺敵人的士兵會背負終身難以愈合的創傷，而參加空襲、奪走上百人性命的投彈手則感受不到絲毫內疚。

“有學者說，想象力是人區別於動物的標志。可是，在使用武器時，人連最低限度的想象力都被麻痹了。他們根本想不到轟炸機下亂竄的人們會如何慘死。這種反常的心理不僅出現在軍人身上，一般市民中也普遍存在。明白嗎？”

魯本斯點點頭。人們往往會鄙視用刺刀殺死敵人的士兵，卻將擊落十架敵機的飛行員視為英雄。

“殺人武器的開發，強調盡量遠離敵人，盡量用簡單的手段大量殺傷敵人。於是，人類逐漸放棄了徒手搏鬥，發明了刀、槍、炮彈、轟炸機等武器，以至於洲際核導彈。而且，在美國，武器工業成了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所以戰爭永遠不會消失。”

接觸到這類研究的魯本斯，察覺到現代戰爭的一個共通點。戰爭當事者中最為殘忍、決定發動戰爭的最高權力者，往往與敵人的心理距離和物理距離最遠。出席白宮晚餐會的總統，既不會濺上敵人的鮮血，也聽不見戰友肉體被撕裂時發出的臨終慘叫。總統幾乎不用承受殺人所帶來的任何精神負擔，所以他與生俱來的殘忍才會被徹底釋放。隨著軍隊組織的進化和武器的改良，現代戰爭中的殺戮必然愈演愈烈。戰爭的決定者下達大規模空襲命令時，不會感到半點良心上的責備。

那麽，明知數十萬人的性命將毀於一旦，卻仍下令開戰的一國領袖，其殘暴性與普通人一樣嗎？還是說，他們本就是異常的人類，在社交性的微笑背後隱藏著非比常人的攻擊性？

魯本斯推測答案是後者。被權勢欲所俘虜、在政治鬥爭中取勝的人，應該具有超常的好戰資質。可是，在民主國家，這樣的人反而會被選為領袖。民主選舉遵從民意，被人民選中的人體現的正是集體的意志。換言之，戰爭心理學研究的其實是當權者的心理學。為了了解人發動戰爭的原因，就必須破解發動戰爭的人的精神病理。

在聖菲研究所，魯本斯一邊加深對復雜適應系統理論的認識，一邊利用閑暇時間從事此類研究。返回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之後，他對以掌權者為唯一研究對象的戰爭心理學的興趣也沒有減弱一分。他在短時間內學習了精神病理學和臨床心理學，運用病理學，嘗試分析了下屆總統候選人的人格，得出的結論是：假如格雷戈裏·萬斯當選總統，更可能發生戰爭。半年後，萬斯在總統選舉中獲勝，魯本斯判斷人類歷史將朝壞的方向發展，他非常渴望一窺萬斯政府的內幕。當時他已經快三十歲，也萌生了結束學究生活的念頭。是時候走出象牙塔，投身到人類這種生物構成的汪洋大海中了。

他首先通過洛斯阿拉莫斯研究所的同事，尋找能接近白宮的就職機會。國家機構都非常欣賞魯本斯非凡的智力。陸軍情報部和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都向他發出了邀請，他不知作何選擇。就在這時，他得知了一個以前從未聽說過的智庫：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施耐德研究所”。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設立的諸多智庫之一。其他研究機構設有經濟、外交、軍事戰略等研究類別，而施耐德研究所專攻情報戰略。表面上是私營的公共關系公司，但實際上最大的客戶是中情局和國防部。之所以它的知名度遠不如蘭德公司，是因為研究所謹小慎微地活動，盡量避免引起公眾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