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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風穿行過曠野。灰黃色草葉與樹葉摩挲著沙沙的聲響。
他們從另一側更靠近V鎮的方向離開這座廢棄的遊樂園。
離開這座墳場。這座廣漠的，獨屬於死去人造物的墳場……
[1] 2231年，“人面花”開始出現於正式文獻資料之中。據韓籍生物學家崔直緒考證，此一受核汙染影響以致DNA異變之畸變生物，最早應是在印度尼西亞爪哇島附近被人首度發現。該區與巴克裏爾電廠間直線距離約725公裏；生物學界普遍推測：“人面花”極可能是2129年巴克裏爾核電廠核災變事故之間接產物。然而此一猜測卻遲遲未能獲得實證。頗為戲劇化的是，於核災變事件發生整整100年後，於著作《人面花：物種源始》（Faciem Hominis: The origin of a species，韓國首爾：Seoul Press，2232年4月）中，韓籍生物學家崔直緒竟利用其獨創之“DNA突變生物地理分布追蹤法”（DNA mutation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analysis），配合田野采集，初步證實了“人面花”的出現與2129年核災變事故的相關性。這革命性地解決了自古典時代以來核輻射與生物畸變間因果關系難以直接實證的問題。所謂“DNA突變生物地理分布追蹤法”，簡言之，即是利用畸變生物之地理分布與DNA樣態變化，追蹤物種演化軌跡。事實上，生物確有可能於遭到嚴重輻射汙染後引發自身DNA之突變；而於某些生命周期較短之物種（如細菌、真菌等單細胞動物）上，由於連續數代、甚至數十代均受同一環境之輻射汙染，導致代代均產生DNA突變。突變加之以突變，由於乘數效應之故，數代之後，物種之樣態與原先物種差異持續加大，幾可至南轅北轍、難以索解之程度。新型畸變物種遂就此誕生。以人面花為例，已被證實其始祖物種竟為厭氧菌之一種。依崔直緒以“DNA突變生物地理分布追蹤法”檢定，證實該“始祖厭氧菌”發源於距巴克裏爾核電廠廠區13公裏處一養殖魚類水塘中，於核災變發生後，歷經百年時光，方由厭氧菌連續畸變為“人面花”。據崔直緒考證，其間過程復雜，經歷眾多物種：包括異種黏菌、異種天牛、可動式攀緣植物、具可動觸手之真菌等等——由厭氧菌連續畸變為人面花之過程中，以上物種均曾短暫出現。而其演化過程之地理分布，方圓則廣達2 000公裏。生物學界公認崔直緒為“DNA突變生物地理分布追蹤法”之發明人；崔且以發明並改良此種追蹤法之學術成就獲頒2249年諾貝爾獎。而近年來，關於此追蹤法之應用，最令人矚目之案例，應屬“納粹醫師Mengele與巴西雙胞胎小鎮”歷史公案之解謎了。根據“二戰”後部分史料顯示，早在古典時代“二戰”期間，納粹禦用醫師Josef Mengele（曾任奧斯維辛集中營首席醫官 ）便曾奉希特勒之令，研究“如何增加優秀德意志民族人口數量”。而Mengele所提方法，即以“增加雙胞胎出生率”為初步構想。1945年，“二戰”結束，希特勒自殺，Mengele則輾轉逃往南美躲藏，隱姓埋名。Mengele可考的最後官方記錄為1948年於阿根廷之入境記錄——經查應是持假護照入境——而後即自此消失整整三十年。直至1979年，Mengele於巴西某海岸遊泳時猝發中風溺斃，方才被人發現。而屍體身份直至1992年DNA鑒定技術成熟後才被完全證實。至於將“巴西雙胞胎小鎮”之怪異現象連接於Mengele者，則首推阿根廷史家Jorge Camarasa。經考證，於1960年代至1980年代之間，位於巴西與巴拉圭邊境之小鎮Candido Godoi，其雙胞胎出生率竟一度高達近20%（一般平均為1.2%左右），且多為金發碧眼；此一怪象素來令人不解。然而根據Camarasa之訪查，約於1963左右，有一化名為Rudolph Weiss之江湖郎中開始拜訪該德裔居民聚居之小鎮，有時兼做牙醫、獸醫，並提供自備之藥片、針劑等給予居民、婦女服用；而該郎中之長相即與Mengele頗為類似。且於該醫師頻繁造訪之後，小鎮之雙胞胎出生率即開始異常攀高。據此，Camarasa推測Rudolph Weiss正是Mengele，而Mengele便是將該德裔小鎮作為自己的實驗室。當然，此一假說一時之間也無法證實。此即著名之“納粹醫師Mengele與巴西雙胞胎小鎮”歷史公案。而其戲劇化程度不下於此公案者，則是台灣業余史家暨生物學家尹露涵（Lu——Han Ine）解開此一歷史公案之謎的過程。公元2269年，尹露涵出版《雙胞胎之謎：Mengele的人體實驗》（The Twin Mystery: Mengele’s Human Experiments，台北：坐臥者，2269年2月）一書，公開宣布已解開Mengele於巴西小鎮進行人體實驗、制造雙胞胎的歷史之謎。根據該書陳述，約於2240年左右，就讀博士班期間，尹露涵即開始關注此一議題。“解謎過程從一個假設開始：我認為，Mengele的‘南美洲實驗室’可能不只Candido Godoi一處。”於接受BBC專訪時，尹表示，“這來自一顯而易見之常理：實驗成功並非一蹴可就；在成功之前，可能留下多次失敗，或半成功的實驗記錄……”帶著這個假設，尹露涵開始了她的追尋之旅。她調閱1960至1980年間南美洲所有地區可考的新生兒出生資料。“正常雙胞胎之發生率為1.2%左右。如果在Mengele的‘成功案例’，亦即Candido Godoi小鎮中，雙胞胎出生率落在20%；那麽我假設，可能會有某些地區的雙胞胎出生率落在2%至10%之間。而這些地區很可能就是Mengele‘實驗半成功’的實驗室。”尹表示，“當然，也有可能出生率之上升在某些地區並無統計上的意義。若是如此，那麽我可以選擇忽略，也可以選擇修正統計方法，甚或實地進行考察……”以此一概念進行初步篩選，尹露涵標定全南美洲12處地區作為“Mengele實驗室嫌疑地區”。接下來，尹率領研究團隊進駐該12處嫌疑地區，進行田野調查。“於當地政府幫助下，我們從戶口記錄清查該地於該時期雙胞胎的家族譜系，並尋訪雙胞胎的後裔，建立這些後裔的DNA記錄。”由於事隔兩百多年，查訪任務頗為困難；歷經10年苦工，終於完成一份多達約11萬人的DNA藍圖記錄。接下來，“DNA突變生物地理分布追蹤法改良版”便上場了。“崔直緒教授這項發明確實堪稱劃時代創舉，然而卻未能全然適用於我們的解謎任務。”尹露涵表示，首先，她的團隊透過復雜比對程序，抽絲剝繭，由雙胞胎後裔11萬余份之DNA藍圖逆推出約千余位的雙胞胎先祖之DNA藍圖，“這可能是1960年代至1980年代左右那群最早的雙胞胎，也可能正是Mengele的直接實驗品。”尹向記者說明實驗難度，“……崔直緒教授的方法，有一個重要的關鍵因素是DNA突變。然而他需要專心對付的最大變量，也正是‘突變’與‘生物遷徙’而已。我們的困難在於，即使是在成功還原了第一代雙胞胎的DNA藍圖之後，我們仍舊必須同時面對幾項重大挑戰。”根據尹的說法，於Mengele時代，當然很難想象他有任何基因工程的技術；因此推測起來，制造雙胞胎的方法，無非是借由藥物誘使子宮內之受精卵分裂為二，“……然而這樣的藥物技術是否可能在某一層次上影響了胎兒的外顯征狀……或甚至，這樣的外顯征狀在基因層次上其實會留下標記，只是我們未曾準確定位出這些標記而已。”尹露涵表示，舉例，即使是DNA完全相同的同卵雙胞胎，指紋、掌紋等亦彼此不同，“一般認為，這是因為胎兒在子宮內位置相異，導致不同胎兒的成長環境、相鄰區域的羊水間有極細微的化學成分差異；而這些極細微的差異居然就導致了指紋、掌紋的不同。類似蝴蝶效應……然而我們懷疑，指紋與掌紋的不同其實在基因表現層次上亦可看出，只是人們尚未精確定位出這樣的DNA差異究竟表現在何處。我們相信Mengele的藥物其實也是這樣……”經過長達9年馬拉松式的研究，在學界均不看好的情形下，不可思議地，尹露涵團隊終究成功精確定位出該藥物在基因層次上造成的影響。尹並將該段導致受精卵分裂的基因形態命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