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宗教問題 拾階而上

與此同時，道教也登堂入室。

如果說佛教是從外國到中國，那麽，道教便是從下層到上層。從東漢順帝時期（125-144）於吉著《太平清領書》，到北魏太武帝改元太平真君（440）並親至道壇接受符箓（442），這三百年的歷程也很漫長。

路漫漫其修遠兮，只能拾階而上。

事實上，正如佛教的中國化有三個步驟，道教的合法化也有三個台階。第一個是民間道教，這就是天師道和太平道。它們雖被看作道教誕生的標志，卻其實只是“類宗教”或“準宗教”，而且是底層的甚至地下的。[17]

因此，天師道和太平道不但沒有合法地位，還可能遭到取締和鎮壓，尤其是在太平道變成黃巾軍以後。

孫恩的組織，也一樣。

幸運的是，由於教長張魯投降曹操，天師道躲過一劫並得以傳播。更幸運的是，它受到了部分魏晉名士的關注和歡迎。大批高級士族加入道教，甚至出現了世代尊奉道教的天師世家，比如王羲之、葛洪、陶弘景。領袖和主力由方士變成了名士，道教也就上了第二個台階。

沒錯，民間道教變成了士族道教。[18]

士族道教是民間道教的升級版，也是士族階級的奢侈品和麻醉劑。實際上，由於門閥制度和黑暗政治，士族作為階級固然享有法定特權，可以養尊處優不勞而獲，作為個人卻並不能把握自己的命運。更可怕的是，沒人知道什麽時候會禍從天降，又會落到誰的頭上。

閑暇的日子需要打發，高貴的身份需要顯示，這就有了清談（請參看本中華史第十一卷《魏晉風度》）。不安的心靈需要撫慰，空虛的精神需要寄托，於是道教走紅。

那麽，為什麽是道教，不是佛教？

因為東晉以後，偏安江左的士族心之所系已不再是國家興亡和民族盛衰，而是既得利益和個人安危。他們並不想普度眾生，只希望健康長壽。因此，道家學派中楊朱主張的及時行樂，莊子主張的逍遙自在，與道教宣揚的服食行氣養生成仙，便一並成為士大夫的首選和最愛。

更何況，佛教是胡人的，道教是漢人的。

所以，盡管道教的士族化與佛教的玄學化幾乎同時（都完成於東晉），士族化的道教卻並沒有變成玄學，變成玄學的是佛教的般若學。也就是說，對於佛教，名士們更看重的是義理，是哲學意味和思辨精神。對於道教，他們的態度卻是實用主義的，與秦皇漢武並無二致。

很好，清談有佛，成仙有道。

於是東晉的風氣，便是沙門談玄，名士煉丹。飄逸不群如王羲之，則既談玄也煉丹。至於民間道教，當然毫無疑問地被視為邪門歪道，根本不能登大雅之堂。

古人為追求長生，不惜一切代價煉制長生不老丹。其實丹丸中的主要成分是硫化汞，服用非但無益，反而有害。中國煉丹術始於秦漢，魏晉南北朝時期達到鼎盛。上圖三尊煉丹爐現藏於上海中醫藥博物館。

從此，道教開始兩極分化。轉入地下的民間道教繼續以通俗的形式傳播，甚至從中產生出秘密組織，成為農民起義的旗幟和紐帶。進入上層社會的士族道教則從書齋和道觀走進宮廷，最後青雲直上變成皇家道教。

這是第三個台階。

皇家道教的誕生是必然的。事實上，沒有皇帝這把保護傘，任何宗教都不可能獲得合法性。因此，道教也要將自己置於皇權的羽翼之下，借助最高權力來求得生存和發展。只不過他們走出這一步，比佛教晚了將近百年。但異曲同工的是，道教依靠的也是北方少數民族政權。

當然，他們也有自己的佛圖澄。

道教的佛圖澄叫寇謙之。

寇謙之是北魏上谷昌平（今北京昌平）人，祖上也是世家大族，自己則從小就癡迷於仙道。可惜這位候補神仙雖然熱情洋溢態度虔誠，卻一直不得要領，經年累月服藥練功全都沒用，直至遇見一位高人。

高人叫成公興。

成公興說：先生有意學道，能隱居嗎？

寇謙之說：當然能。

於是，寇謙之被帶到華山的一間密室，吃了成公興給他的一種藥，從此沒有了饑餓感。但是，當寇謙之來到嵩山的密室，被要求吃第二種藥時，他嚇得掉頭就跑。

那種藥，是毒蟲和一些讓人嘔吐的東西。

成公興嘆了一口氣說：看來先生與成仙是無緣了，不過卻正好可以安邦定國，成為帝王之師。

沒人知道寇謙之當時怎麽想，只知道後來某一天，成公興走進第三重密室死去，又在第二天復活，並被來到嵩山的兩個仙童接走。原來，成公興本是神仙，是因為犯了錯誤才被貶下凡塵的，刑期既滿自然重返天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