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略論治史方法（第2/3頁）

今試設譬，有兩運動家，一擅網球，一精足球，若為此兩人作年譜，乃專事抄襲網球家定稿，來為足球家作譜，豈得有當。近人治中國史，正多抱此意見。若謂中國惟先秦一段尚見光彩，此下即漸入歧途。惟洗伐凈盡，掃地赤立，另起場面，庶可趕上他人。是不啻以網球家成格，來批評足球家，寧得有當。

中國史與西洋史精神上之差異，至少尚遠過於足球家與網球家之不同。或仍過於運動家與美術家之別。今治西洋史，以其走上近代化的步驟，如十字軍戰爭、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海外殖民地之尋覓、法國大革命、機械工業驟起、社會主義種種，來看中國史，則中國史殆如半死不活，絕無生命可言。惟春秋戰國時代，尚有封建貴族宗教神權等等，幾分近似西洋史處。今完全以西洋目光治中國史，則自秦以下宜為一個長期停頓之狀態。

中國新史學之成立，端在以中國人的眼光，了發現中國史自身內在之精神，而認識其以往之進程與動向。中國民族與中國文化最近將來應有之努力與其前途，庶幾可有幾分窺測。否則舍己之田，而蕓人之田，究亦何當於中國之史學。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四

中國為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此盡人知之。論其特點，一、綿歷悠久，繼承因襲永無間斷。二、史體詳備，各種史料均得收容。包括地區之廣，與其活動民族分量之多，而益形成中國史之繁富，並世各民族，莫能與比。我民族文化之惟一足以自驕者，正在其歷史。足以證明吾民族文化之深厚與偉大，而可以推想吾民族前途之無限。

然而一往不變者，乃歷史之事實。與時俱新者，則歷史之知識。中國歷古相傳之史籍，亦僅為一種積存的歷史材料，並非即我儕今日所需要之歷史知識。所謂歷史知識，貴能鑒古知今，使其與現代種種問題有其親切相聯之關系，從而指導吾人向前，以一種較明白之步驟。此等歷史知識，隨時代之變遷而與化俱新，固不能脫離以往之史料，惟當在舊存之史料中耐心檢覓。

今日中國處極大之變動時代，需要新的歷史知識為尤亟。凡昔人所寶貴獲得之知識，吾人或嫌不切當前需要，而我人之所欲探索尋求者，昔人或未必注意及之。故中國雖為歷史最完備之國家，而今日之中國，卻為最缺乏歷史知識，同時最需要整理以往歷史之時期。

時時從舊史裏創寫新史，以供給新時代之需要，此不僅今日為然。即在以往，其歷史雖一成不變，而無害新史之不斷創寫。舉其最著者，《尚書》為吾國最初之史書，而書缺有間，蓋中國文化尚未到達需要編年史之程度。及《春秋》，為中國最初之編年史，《左傳》尤為編年史之進步，然而猶未達以人物為歷史中心之階段。司馬遷《史記》出，始以人物為中心。其時人物個性之活動，已漸漸擺脫封建時代宗法社會團體性之束縛而見其重要，故寫史者乃不得不創造新體以為適應。班氏《漢書》，則為斷代史之開始。乃中央統一政府漸臻穩固後，一種新要求。自此遂形成中國列代之所謂正史。而創寫新史之要求，則繼續無輟。又著者，如唐代杜氏《通典》，此為政書之創作，乃一種以制度為中心之新歷史。繼此如宋代司馬光之《通鑒》為編年的新通史。又有各史紀事本末，為事件中心的新史之再興。鄭樵《通志》，尤為體大思精，求有以通天人之際，藏往開來，而非前史體例之所能限。然則中國以往舊史，亦不斷在改寫中。而今日則為中國有史以來所未有之遽變時代，其需要新史之創寫則尤亟。

竊謂今日當有一部理想之中國通史，供給一般治中國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問題者一種共同必要的知識。不寧惟是，實為中國國民其知識地位比較在水平線上，與社會各界比較處於上層地位者，一種必要之知識。人類必由認識而後了解，亦必由了解而後發生深厚之感情。今使全國各知識界，乃至各界領袖分子，於其本國以往之文化與歷史，全不認識，試問何從而生了解？既不了解，更何從而有感情？然則其對於本國民族與文化傳統之愛護，何能望其深切而真摯？今使全國各界之領袖人物，對其本國民族與文化，俱無深切真摯之愛情，試問其可有之危險為何如？然而此非欲錮蔽全國人之心思氣力以埋頭於二十四史九通，為舊史料之記誦。亦只謂其本國歷史的知識，為其國領導分子知識分子所應有的知識而已。至於此種知識之提供，則尚有待於今日本國史學界之努力，此則需有新史學之創建。

所謂新史學之創建，此亦殊難一辭而盡。要言之，此當為一種極艱巨的工作，應扼要而簡單，應有一貫的系統，而自能照映我們家現代種種復雜難解之問題。尤要者，應自有其客觀的獨立性，而勿徒為政客名流一種隨宜宣傳或辯護之工具。要能發揮中國民族文化以往之真面目與真精神，闡明其文化經歷之真過程，以期解釋現在，指示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