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早期騎兵戰術特征：騎射與遊擊

第一節 匈奴騎兵戰術與其經濟形態、社會結構的關系

最早的騎兵來源於遊牧族的生活方式，中原政權組建騎兵的濫觴，則是戰國中後期趙武靈王學習遊牧族的“胡服騎射”。顧名思義，這種早期騎兵最重要的武器是弓箭，“騎射”是草原遊牧族傳統的狩獵技術和習慣戰術，甚至是遊牧族身份認同感的重要來源。冒頓單於在給漢文帝的信中，談及他統一北方草原的功業，就驕傲地宣稱：“諸引弓之民，並為一家。”[1]這不僅是戰術問題，而且是與遊牧族的生活形態密切相關。《史記·匈奴列傳》保存了戰國至西漢中葉包括匈奴在內的北方遊牧族的珍貴史料，其中對遊牧族戰術素養的描述是：

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2]

射獵本身就是匈奴等遊牧族人經濟生活的一部分，這直接影響了遊牧者的戰術形式。根據司馬遷的記載，匈奴等草原民族采用單兵騎射戰術，幾乎從不與敵軍進行近距離的沖擊肉搏作戰：

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3]

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趣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4]

遊牧族的傳統習慣戰術是“騎射”而非沖擊肉搏，這不僅有生活習俗、戰術層面的原因，也和草原遊牧族缺乏中央集權有直接關系。因為在飛馳的、無馬鐙的馬上進行沖鋒肉搏的近戰，騎士的傷亡概率很高，尤其是在對抗中原密集的步兵軍陣時。只有嚴厲的軍事紀律才能強制士兵們投入肉搏作戰，但草原上恰恰缺乏這種政治傳統。拉鐵摩爾在《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中已經發現，北方草原的權力趨於分散，領袖對部屬的權威和控制力遠不如漢地，當遊牧族部屬對領袖失去信賴，很容易帶著畜群遠走他鄉。拉鐵摩爾認為，這是遊牧生活天然具有的“移動性”所致。[5]巴菲爾德在這方面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對遊牧帝國權力結構的總結是：

內陸亞洲遊牧國家以“帝國聯盟”的方式組織起來，它們在對外事務上是像國家那樣獨裁的，但內部組織則是協商與聯盟化的……

在地方層面上，部落結構依舊維持自身形式，在權力來自於自身民眾支持而非帝國任命的部落酋長的統治之下。故而，在地方層面國家結構變化甚小，無法最終確保將草原上擄掠成性的當地人聯合起來。……帝國政府壟斷了對外及戰爭事務，使帝國在相關問題上作為一個整體而與其他力量討價還價。[6]

巴菲爾德是從遊牧社會與中原漢地的政治關系層面來論述的，並未聚焦到騎射戰術這麽微觀的層面，但他的結論對於討論遊牧族戰術仍有重要意義。狄宇宙專門考察匈奴帝國的權力體系，也得出了和巴菲爾德類似的結論：

很顯然，在中國的政治家中存在著一種觀點，認為單於的權力與中國的皇帝相比較而言，是非常有限的……

我們通過對漢王朝與匈奴外交關系的考察表明，從公元前198年到公元前133年期間，中國北部邊疆地區不斷遭受侵襲，因為在匈奴人的部落聯盟中缺少一個絕對的權威，以確保貫徹落實和平條約的內容。[7]

狄宇宙也注意到了司馬遷對匈奴騎射戰術的描寫，他認為，司馬遷這種記載是出於一種道德上的不屑，和古希臘、羅馬人對草原民族的描述如出一轍。[8]本書則認為，這種騎射遊擊戰術與遊牧族松散的權力結構有直接聯系：匈奴人騎射作戰“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參戰動機是為了劫掠財物致富，來自單於的賞賜不過是象征性的一杯酒而已，首領對下屬戰士沒有絕對權威，無法強制他們從事過於危險的行動，所以匈奴人從不與敵軍進行硬碰硬的正面作戰，也不會采用危險的肉搏沖擊戰術。從戰國到漢代前期，遊牧族從未與中原主力軍隊進行過正面大規模決戰，也從未進行過對城池、堡壘的大規模攻堅戰。[9]

反觀中原，自春秋末年以來，步兵開始成為戰場主力兵種，嚴格的紀律一直是步兵作戰的基本原則，戰術則是列成密集的隊形，與敵軍進行面對面的砍殺肉搏。孫武為吳王闔閭訓練宮女“吳宮教戰”“三令五申”的故事，就是最早的典型例證。戰國初期，中原列國通過變法運動，都確立了這種中央集權政治下的軍事模式，軍隊是由國家財政供養的軍事機器，戰爭行為是為了貫徹統治者的意志，軍事統帥對士兵擁有絕對權威，可以命令士兵們投入哪怕是必死的肉搏作戰。兩相對照可以發現，匈奴等遊牧族騎射、遊擊的戰術形式，與其生活方式和社會權力結構有直接關系。